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与启示——基于494户农户的微观调查

普惠金融在提高贫困人群收入,减少农村地区贫困方面被赋予较大期望。鉴于此,本文对湖南怀化市农村地区开展调查研究,获取了全市13个县(市、区)部分宏观数据与494户农户的调查问卷微观数据。基于此,文章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了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其减贫效应,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是农村地区减贫重要手段,普惠金融发展不足成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阻碍。最后,文章阐述了本次研究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减贫的启示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能够显著降低其关联地区的贫困率,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关联地区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偏误修正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深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的直接影响仍然显著,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基于产业结构的普惠金融减贫分析——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的重要国策,金融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且普惠扶贫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基于此,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各个省级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非线性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减贫具有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并且随着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加强;普惠金融在空间层面上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贫困减缓作用均显著。据此,论文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融合发展、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门槛特征、加强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减贫的效应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技术优势，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绿化度、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扶贫政策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减贫指标体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绿色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减贫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但这种促进效应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略有减弱。此外，从传导途径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来促进绿色减贫发展。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度各个地区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水平。随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当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贫困减缓,只有当其跨越自身低水平门槛0.0822时,才能有效促进贫困减缓,且当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普惠金融发展迅猛,为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其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觑.选用2009—2018年各省农村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测算2009-2018年普惠金融指数,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普惠金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且具有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收效果还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且随着区域经济不断发展,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也不断深入,其增收及减贫的作用效果也逐渐凸显.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及门槛特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程度都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区域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缓贫困还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越过某一门槛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显著增加。     

我国发达省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

论文测度了广东省20个地市2015～2018年间的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门槛回归和面板模型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每提高1%,贫富差距会缩小5.5%,且随着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其减贫的边际效果会逐渐减弱。2.分地区看,只有粤东地区存在门槛效应,其中普惠金融发展对粤北地区减贫作用最强,粤西、粤东地区次之,珠三角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没有起到减贫效果。根据上述结论,得出推进金融机制改革、平衡区域间的普惠金融发展以及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

在数字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运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区域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促进作用相差无几。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在促进农村地区产业融合方面也存在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最大。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减少传统的金融排斥和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普惠金融视角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扶贫效率分析及政策建议——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一、普惠金融视角下的金融扶贫 普惠金融视角下的金融扶贫是指使金融扶贫对象享有所需金融服务的权利,其金融需求能得到满足和尊重,并实现金融“造血”功能.普惠金融视角下金融扶贫效率应从以下三个维度衡量:一是金融扶贫目标人群金融需求得到有效满足;二是扶贫贴息精准度①提高,财政和信贷政策组合效用发挥;三是达到减贫效果,促进农民增收. 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单一、民族文化差异等因素,农村金融需求还停留在基础阶段具有层次低、单一化的特征.     

数字金融、家庭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兼论多维“鸿沟”的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并降低家庭脆弱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宏微观匹配数据,本文从相对收入及脆弱性视角考察了数字金融的增收效应及其微观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多维“鸿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尤其是使用深度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水平、降低脆弱性。微观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家庭金融可得性和使用性,并促进潜在投资行为和就业创业活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虽然体现了普惠特征,但并未明显打破空间限制,对城镇等发达地区及具有数字设备、受过金融教育等家庭的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展现出更强的作用;对贫困户、无数字设备等家庭的相对收入作用不显著,充分体现了破除多维“鸿沟”的紧迫性。本文为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家庭脆弱性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

缓减贫困一直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2003~2011年中国26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的程度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效应,应进一步放开小额信贷发展的约束成分,改进贫困农户贷款评级授信的方式,提高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精确度。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中国相对贫困减缓

基于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等信贷可得性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以期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社会资金捕获能力,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客户触达能力,促使城乡之间金融服务的机会均等化,降低融资交易成本,破解金融排斥,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但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只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村相对贫困水平,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因地适宜改进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高各类微弱经济体信贷可得性、增强金融赋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深化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内涵辨析

普惠金融实质上更多表现为农村普惠金融,这决定了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推动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按照商业化可持续发展原则,激励金融机构创新符 合弱势群体金融需求、成本适度的金融产品。普惠金融和扶贫金融的服务对象虽然都是弱势群 体,但扶贫金融更加关注较为贫困的弱势群体,决定了前者具有商业性金融属性,后者具有政 策性金融属性。但鉴于普惠金融和扶贫金融的金融属性,不能寄望于通过发挥两者作用推动所 有弱势群体尤其是极度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和发展壮大。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

由于受金融市场进入成本以及穷人初始财富不足的限制,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出门槛特征。本文利用1997—2012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金融发展减缓贫困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穷人达到一定的资本积累后,金融发展才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也进一步说明,只有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的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研究

基于政策协同视角,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实证考察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效应发挥的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有利于减贫,但部分贫困县域的减贫效应并不显著;非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减贫效应明显高于贫困地区;贫困地区财政政策显著抑制了农村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且贫困程度越深的县域,抑制作用越大,即两者尚未形成有效协同。     

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

本文从县域和省际两个层面,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和DID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普惠金融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初期,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种效应仅在集中连片特困区显著,受资源倾向性配置的效率损失、农贷的“精英俘获”以及金融知识匮乏的影响,银行服务包容性的提高没有反映出明显的益贫性;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程度较强的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对金融资本扭曲配置行为加以约束,纠正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的负面效应;银行、保险等正规金融机构忽视弱势群体的资源配置结构是导致包容性金融体系无法实现减贫的根源。因此,兼顾广泛包容、特定配比和商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才能扭转正规金融机构现有效率和公平皆损的局面;构建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能够克服正规金融机构高门槛、服务成本高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成为对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政策框架选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减缓贫困。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经验比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因此而加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贫困户可借助数字金融平滑生存型消费和积累发展型要素,但效果并不显著,而非贫困户在有效利用数字金融功能防范风险、平滑消费、积累要素的同时,还能休闲娱乐,数字金融发展的马太效应明显;不同数字金融产品的马太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数字征信的效应最大,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次之;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对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明显。本文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未来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

依据2011—202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中介模型,考量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改善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对共同富裕呈正向作用,同时具有区域异质性与结构异质性,呈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对共同富裕具有中介效应,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技术创新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共同富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