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分析

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过程中的首要问题。金融产业的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就业扩大效应。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无论直接就业效应还是间接就业效应，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存在着巨大的可挖掘潜力。促进金融产业发展，优化金融产业就业结构，可以增加金融产业就业总量，充分发挥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有益于灵活就业者增收吗？——一个微观角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劳动者就业收入的影响，着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灵活就业者的增收效应大于传统就业者，从而产生了“增收缩距”的效应，主要体现在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缩小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在逐年增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就业结构、创业者的创业收入以及劳动者金融素养方面的作用，缩小了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的收入差距。以上研究结果揭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就业结构的新特点和收入分配的新趋势。     

中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研究

本文在将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分为就业总量效应、结构效应和质量效应的基础上,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相关数据对中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总量效应潜力巨大,金融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带来就业结构的改善,现代金融产业就业质量较高,而传统金融产业就业质量相对较低。中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总量效应、结构效应和质量效应尚待充分发挥和挖掘。最后,本文提出将金融产业作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重点产业来发展、全面提高中国金融产业就业效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研究

城镇居民高质量就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依托数字技术的新型金融模式，可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助力经济发展，又能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提升城镇居民就业质量以及影响机制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城镇居民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结合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城镇居民的就业质量；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三个特征，分别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三个维度间接提升就业质量；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提升存在区域差异，且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靶向性，助力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提升。     

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就业效应分析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一直处在全国领先地位，以制造业带动服务业的模式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历来不容小视。本文先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就业情况进行比较，然后通过研究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就业的弹性分析、就业结构偏离度分析来对服务业发展的就业效应进行分析，最后总结并对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基于VEC模型的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VEC模型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金融发展、财政收支、产业结构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财政收支、产业结构的联合作用比三者的单一作用更能显著引起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虽然金融发展因素对经济增长呈现出较高的贡献度,但存在金融发展效率不高的问题;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短期拉动作用,但长期看,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税负水平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但长期有持续的促进作用,表明税负水平总体上处于合理区间;中长期,就业结构、产值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超过了金融发展和财政收支,但过高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对河南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     

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路径选择

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首先,通过对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分析,揭示出我国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其次,利用相关系数矩阵、就业贡献率等指标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做进一步分析,得出第三产业对促进就业具有巨大的作用.再次,深入分析了TFP和DEEP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发现现阶段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对劳动力产生了替代作用.最后,提出了促进劳动力流动和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中国就业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开展对一国就业增长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31省际面板数据（1997-2009）,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外贸易及二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仅对外贸易促进了就业增长,而金融发展及其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与就业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就业弹性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在当前深化改革的时期背景下,就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着我国未来经济的继续发展和社会和平稳定。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较快的过程中,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且其形式也发生了转变,不光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就业结构失调也在日渐严重,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两者之间呈现出并非单一的变动关系。对经济及就业增长形式及两者之间的变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如何增加就业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及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金融结构、银行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

本文基于广东省的实践，分别考察了广东省金融结构、银行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运用2006-2011年广东省各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广东省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发现广东省银行业的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这表明行业的发展在广东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股票市场由于不完善及多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在此基础上运用1980-2011年广东省时间序列数据进一步分析了银行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结果表明广东省银行集中度的提高对产业结构调整有长期的负向影响。因此，必须提高银行业的竞争，逐步降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同时加强股票市场的完善。     

金融服务业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影响——以湖南省为例

基于1993～2009年数据针对湖南省金融服务业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发现,金融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进程均与国民经济总体形势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动密切相关,金融服务业发展能够动态性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宏观经济调控：直行还是转向？

今年以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经济出现放缓迹象,稳增长继而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但业界也出现了对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中是否应有更多刺激经济政策的分歧。文章指出,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不同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形,其主要是中国经济内在结构调整和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也有欧债危机冲击的因素。应对目前经济困难格局的政策空间较大,手段充裕,我们完全有条件在坚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处理好保增长、促就业和调结构的平衡关系。     

产业结构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分析

通过对近10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第一产业的偏离系数是负数,而且绝对值越来越大,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并且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曲线在第二产业之下,这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特别是新兴的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制约了就业的扩大。     

适配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研究．

一个实体经济体的最适配金融结构，内生决定于该实体经济的禀赋特性。从经济结构内涵而论，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换、农村要素禀赋的提升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构成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禀赋特性，小企业和新创办企业是农村城镇化中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从金融交易特征观察，农村城镇化聚集了众多小企业成长所引致的异质性融资需求，与之相关的金融契约，有别于现行的二元金融系统，其资金需求规模小，企业家风险突出，这决定了适配农村城镇化的金融制度，不可能在现有二元金融系统中单独依靠对某种金融机构的改造而确立。为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有必要建构“区域性”的“政策导引的商业金融系统”，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小额信贷的风险甄别功能。     

浙江金融业的产业功能定位分析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法及相关统计指标,分析了浙江金融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及其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结果表明,浙江金融业对GDP、税收、就业等关键经济发展指标有显著贡献,金融产业后向推动作用突出,与第三产业关联性强,行业增加值高.浙江应当将金融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产业来发展.     

Banking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debate on the puzz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has remained inconclusive because the effects of banking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size structure are highly intertwined in the existing studie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is problem by specifying an empirical model to disentangle the two structural effects. The analysis uses a data set that includes the banking sector and 28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cross 30 Chinese provinces over the period 1999–2007.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channel through which banking structure affects industrial growth, two interactive variables are constructed to capture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revailing banking structure with labor intensity and the share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each industry, respectively.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re robust and make the case for the ongoing banking reforms to reduce state ownership and promote small banking institutions.     

金融结构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

企业债务融资一直是财务学界研究的重点，对它的认识也逐渐从企业层面扩展到了宏观环境层面。但目前的研究仅仅局限干整个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深入讨论具体是哪个方面对债务融资有较大的影响。金融业是企业资金来源的提供方，因而它的发展和结构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债务融资。为了深入研究，本文把金融结构分成了两个层级。研究结果表明，债务比率和债务期限结构都受到了两个层级的影响，但金融中介发展和股票市场份额的影响要远大于金融中介内部结构的影响。     

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问题,系统分析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变的内在联系,采用中国1978～2006年反映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数据,利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进行定量描述。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相互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金融相关率和金融市场化率对非农产业产值比重的提高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金融相关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要强于金融相关率指标。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自身的惯性,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发展的长短期关系是不一致的。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市场化比率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相关比率以及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市场化比率之间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