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基于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比较

本文利用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季度数据,基于IV-GMM方法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推动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和撤回抑制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外逃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激增和中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资本流动撤回仅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仅对激增和中断较为敏感,体现其对国际资本具有较高的依存度。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吗?--基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

本文基于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方法,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外逃和撤回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显著减弱了四种资本异常流动情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金融市场发展显著降低了激增、中断和撤回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强化了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随着汇率制度弹性和金融发展程度变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结论对于各国防范国际资本异常流动风险、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稳定,以及稳步有序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宏观审慎政策减少了资本异常流动吗?——基于跨国经验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1990年第一季度—2018年第四季度38个经济体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异常流动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资本异常流动发生的概率,特别是在减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的发生方面。具体来说,宏观审慎政策每收紧一次,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发生的概率分别降低2%和3.4%。不同类别的宏观审慎工具对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总的来说,发达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比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好。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一差异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发现汇率制度越灵活、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宏观审慎政策对减少资本异常流动,特别是减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的发生越有效;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对减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的有效性提高,但对资本撤回的有效性降低。以上发现对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和资本流动管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贸易开放度会影响极端国际资本流动吗?——基于54个经济体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随着世界各国频繁出现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或流出的现象,极端国际资本流动已成为国际金融领域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参考Forbes&Warnock (2012)的方法,基于54个经济体1991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的国际资本流动数据,构建极端国际资本流动时期数据库,可识别四种极端国际资本流动事件类型:"激增(Surges)""骤停(Sudden Stops)""外逃(Flight)"以及"撤回(Retrenchment)"。基于该数据库,分析贸易开放度对极端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一国贸易开放度越高,其发生极端国际资本流动事件的可能性越低。第二,在考虑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贸易开放度对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发达经济体,贸易开放度对外国资本流动和本国资本流动均有显著影响;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开放度仅影响本国的资本流动,对外国资本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贸易开放度对长期资本极端流动与短期资本极端流动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建议我国应继续坚持贸易开放政策,且此后分析极端国际资本流动应将其细分为激增、骤停、外逃和撤回四类,对极端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应区分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异常流动情况。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趋势分析

当前国际资本无序流动是新兴经济体和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的扩张和收缩周期明显缩短,证券投资资金占比明显提高,对新兴经济体的顺周期性明显增强。本文认为,影响资本流向的因素主要可分为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扰动因素。从长期看,结构性因素将导致国际资本持续流入新兴经济体,并且其作用将不断强化;从中期看,周期性因素仍将决定资本流向,但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对资本流动将产生不对称效果;从短期看,扰动因素对资本流向的影响还将存在,但作用相对有限。     

短期证券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发达与新兴市场EPFR证券数据的比较

我国证券市场日益开放,受全球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日深,应加强对全球证券资本流动的监测和分析。本文使用25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1996~2014年EPFR股票和债券资本流动月度的面板数据,对新兴和发达经济体分组实证研究了全球因素及经济体个体因素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宽松货币政策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策选择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逐步增强。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关注的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和退出引起的全球流动性及其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动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冲击。在目前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空间选择有限,如何把国际资本的冲击减小到最低限度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可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加强资本流动的控制等。     

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异常流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选取全球35个新兴市场国家2000～2020年的年度数据，参考经典的国际资本异常流入的划分准则和测度方法，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流入激增会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资本流入突然中断则会抑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基于地缘政治风险视角的局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地缘政治风险会抑制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入，从而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鉴于此，本文建议各国要加强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监管，完善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防范预警机制，同时要加强区域性的多边交流合作，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地缘环境。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基于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论文基于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差异化影响。结论如下:资本流动激增对经济增长影响为正,且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边际递减。但是由于中国存在一定的资本账户管制,并且宏观审慎政策发挥重要的缓冲调节作用,其他类型的资本异常流动——中断、外逃和撤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并未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体现了本国投资行为造成的资本异常流动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和扰动。论文启示在于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应该关注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冲击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中国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及影响因素分析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资本波动大环境下面临的严峻考验,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难免受到国际资本市场波动的冲击。本文通过对中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数据分析,结合Calvo(1998)对突然中断的判定标准,界定中国近年来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威胁,并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分析可能导致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引起对相关指标的重视,由此提出我国应对突然中断的政策建议。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缓慢复苏下的国际资本流动

全球经济的缓慢增长将使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总规模小幅增长,而新兴经济体的后来居上将使FDI总规模小幅增加,并主要流向新兴经济体2012年是世界经济继续负重前行的一年。整体而言,当年世界经济有所增长,但仍然低位运行,复苏缓慢。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瓶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深化,国际贸易热度大幅降温。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预警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会显著增加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经济周期上升能显著吸引跨境资金流入，金融周期差会显著减少其他投资净额——即金融周期背离时跨境资本会通过其他投资项目流出。其次，以probit面板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出风险预警系统，结果显示，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上升期会显著减小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与美国的金融周期差、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全球经济风险、浮动汇率制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出风险。最后，本文研判了近期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认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伴随中美金融周期出现背离和外部风险上升，我国其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应引起关注。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例

本文运用1996—2015年20个新兴市场国家总资本流动的季度数据,建立面板数据Probit模型分析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发现:资本流入激增对突然中断有直接影响,前期资本流入的过度增加会增加后期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国内经济增长率与突然中断负相关;汇率贬值程度以及传染效应与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正相关。这些结论带来的启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应全面把握国内外整体经济形势,警惕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并尽量削弱其对国内经济的打击。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例北大核心

本文运用1996—2015年20个新兴市场国家总资本流动的季度数据,建立面板数据Probit模型分析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发现:资本流入激增对突然中断有直接影响,前期资本流入的过度增加会增加后期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国内经济增长率与突然中断负相关;汇率贬值程度以及传染效应与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正相关。这些结论带来的启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应全面把握国内外整体经济形势,警惕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并尽量削弱其对国内经济的打击。     

新兴经济体主权债务货币错配演变及启示

鉴于历次国际债务危机的教训，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兴经济体积极发展本币债券市场与发行本币计价国际债券，以降低主权债务货币错配程度，2013年之前国际投资机构持有的新兴经济体本币政府债券占比总体不断上升，但近十年来由于新兴经济体本币汇率波动加剧，这一趋势基本停滞。因此，一方面，与21世纪初相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原罪”约束显著缓解，本国国际债务实际偿还负担变动对汇率波动负面效应的敏感度下降；另一方面，货币错配风险从新兴经济体政府部门转移至国际投资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新兴经济体对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变得更敏感，新兴经济体外部金融风险模式从“原罪”向“新形态原罪”转变。这给新兴经济体和我国的宏观管理政策带来了启示：一是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和健全的国内投资者基础，有助于对冲因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对本国货币金融环境的负面冲击；二是适度发展本国汇率衍生品市场并开放国际投资机构参与，有助于稳定从汇率波动到国际资本流动顺周期波动的传导。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研究——基于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理解资本流入的驱动因素,对于设计一个有效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框架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了1998年至2018年间45个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各类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重点分析了资本流向亚洲地区的驱动因素与其他地区的共性和异质性。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面板数据集的实证结果表明,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制度质量和国内因素对吸引资本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对亚洲地区来说,人均收入增长和贸易开放是吸引资本流入的重要驱动因素,国内外利差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吸引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VIX指数和影子利率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也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在设计管理资本流入的政策框架时,全球经济金融合作和政策协调应被考虑在内。     

异质性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

通过建立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以资本账户开放度作为门限变量,以贸易开放度、总国内储蓄率和金融发展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研究新兴经济体异质性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当资本账户开放度从低体制状态向高体制状态转变时,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证券投资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其他投资的促进作用由显著到不显著.为此,应平稳有序地推进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合理确定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保持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储蓄率,以及合适的金融发展程度.     

外汇干预有效性的最新研究综述

<正>应对全球资本流动冲击,很多国家都采用外汇干预等措施。已有研究对于外汇干预是否有效没有定论,且外汇干预的内生性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选择造成一定挑战。近年来,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全球金融状况变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各国经济体的影响越来越大。适当的资本流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很多益处,如减少系统风险(Chari和Henry,2004),增加实体投资(Henry,2000,2003),推动经济增长(Bekaert等, 2001,2005)。当全球资本大规模流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