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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立燕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8,36(1):64-76
基于我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单位劳动力成本、汇率风险与我国出口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出口存在双向抑制作用,即工资上涨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张,出口也无法促进工资增长率的上升,但出口显著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汇率变动对出口脉冲响应函数值正负交替,呈现出不确定性,出口对汇率变动产生了超调现象;我国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且出口也能通过收入效应和汇率两条路径影响进口;产出对出口的影响关系呈现不确定性,但出口可以带动产出。在方差分解中,单位劳动力成本变量对出口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是导致我国出口变动的主要因素,汇率变动对出口的短期解释能力较强,进口在长期解释能力较强,产出在三个不同时期解释能力基本一致,但出口对其他变量的解释能力普遍较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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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分析电力企业现行的薪酬策略及其对员工满意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为电力企业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以期使薪酬管理区域合理,充分发挥员工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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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季度数据,基于IV-GMM方法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推动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和撤回抑制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外逃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激增和中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资本流动撤回仅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仅对激增和中断较为敏感,体现其对国际资本具有较高的依存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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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基于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差异化影响。结论如下:资本流动激增对经济增长影响为正,且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边际递减。但是由于中国存在一定的资本账户管制,并且宏观审慎政策发挥重要的缓冲调节作用,其他类型的资本异常流动——中断、外逃和撤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并未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体现了本国投资行为造成的资本异常流动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和扰动。论文启示在于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应该关注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冲击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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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电力市场也变得日益激烈,随着其改革的深入,电力企业的经营变得更加的不确定,其风险也日益增加,因此电力企业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显得十分迫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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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方法,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外逃和撤回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显著减弱了四种资本异常流动情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金融市场发展显著降低了激增、中断和撤回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强化了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随着汇率制度弹性和金融发展程度变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结论对于各国防范国际资本异常流动风险、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稳定,以及稳步有序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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