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预警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会显著增加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经济周期上升能显著吸引跨境资金流入，金融周期差会显著减少其他投资净额——即金融周期背离时跨境资本会通过其他投资项目流出。其次，以probit面板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出风险预警系统，结果显示，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上升期会显著减小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与美国的金融周期差、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全球经济风险、浮动汇率制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出风险。最后，本文研判了近期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认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伴随中美金融周期出现背离和外部风险上升，我国其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应引起关注。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金融科技与银行流动性囤积

本文根据2011-2022年中国216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现象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并构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指数,探究金融科技是否发挥调节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入强度、流出强度以及总流动强度的上升均显著提高了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造成流动性负债向非流动性资产的转换出现阻滞,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投机性跨境资本;第二,银行金融科技应用可以通过提高银行风险容忍度、降低银行信贷错配程度来缓解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第三,进一步分析显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金融科技的调节效应则存在条件边际递增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金融账户开放进程中有效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以及借助金融科技手段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跨境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波动吗?

日益活跃的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波动的关系备受学术界关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金融中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全球79个国家1996-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以及"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存在与否。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加剧金融波动,对一国金融稳定造成强有力的威胁;跨境资本巨额的流出与流入均无助于金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来改变其风险承担行为,最终会进一步放大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负向作用,即存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因此,中国应坚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与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严守资本充足率这一重要风险防线,加强对跨境资本和金融中介行为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如何影响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揭示了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机制,并以美国为外部经济代表,基于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一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主要来自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分类看,其他投资波动较大;方向上看,流入波动要大于流出波动。(2)利差、汇差、资产价差(股指变动差异和房价变动差异)是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汇差和资产价差对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尤甚。(3)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变动对资本流入的影响比对资本流出的影响更明显。(4)近年来,利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减弱,汇差和资产价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增强。结果说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要关注其他投资资本流动大幅波动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共振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     

全球金融周期与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从全球42个主要的股票市场指数提取全球股票市场因子,作为全球金融周期的代理变量,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总流入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全球股票市场因子(全球风险规避和不确定性)上升时,跨境资本流入显著下降;(2)一国处于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增速和利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减弱;(3)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或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越强;(4)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尽管不能完全隔绝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但相比固定汇率制度,可提高一国抵御全球金融周期冲击的能力;(5)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是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并通过全球金融周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一国应夯实经济基本面、采取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和适当的资本管制措施,以缓解全球金融周期给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     

金融周期条件下跨境资本流动时变效应及监测预警研究

本文将美元周期纳入中国金融周期测算指标体系进行测算和评价,并运用TVP-VAR模型分析金融周期不同阶段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时变性,同时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模型。研究表明:(1)2005年1月至2019年4月中国金融发展呈现三个周期;(2)金融周期与跨境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具有一致性,金融周期上行有利于跨境资本流入,而金融周期下行则可能引发跨境资本流出;(3)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呈现倒"U"特征,伴随金融周期指数的不断提升,跨境资本净流动先上升后下降,且三次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4)纳入金融周期后的监测预警指数对跨境资本流动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为有效应对顺周期金融风险,需建立逆周期管理机制。     

全球金融冲击、网络关联性特征与银行跨境资本流入

为揭示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中的作用，本文构建了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分析网络关联性特征对全球金融冲击负向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对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中产生“倒U型”调节作用。全球金融冲击会加剧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的区域化特征，进而影响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水平。面对全球金融冲击，各经济体实施的资本管制政策能够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政策的实施强度。各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的变化，及时采取适度的监管措施，以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     

全球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对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全球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对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通过构造一般均衡跨期选择模型,刻画了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负向影响跨境股票净资本流入的理论机理以及投资者风险厌恶程度的调节作用,并基于EPFR全球股票型基金微观数据和由大数据文本分析技术构造的全球投资者国别层面风险情绪指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全球投资者对一国的国别风险情绪上升会推升该国的整体风险溢价水平,降低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尤其是风险厌恶度较高的被动型、开放式和ETF基金;第二,一国金融市场成熟度上升和汇率弹性增强可以缓解全球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对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的负向影响;第三,在全球风险情绪极端低或者各国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极端高的时期,全球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的影响更为显著。     

企业家精神会影响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效应吗?

本文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及97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企业家精神对资本账户开放风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国的企业家精神越强,则越有利于防范和化解由资本账户开放引起的金融风险;反之,一国企业家精神越弱,则开放资本账户越有可能加剧一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以上结论在不同的稳健性检验下均显著成立。基于这一发现,本文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风险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国应将资本账户开放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相结合,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同时表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apital Movement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may alter saving–investment imbalances and patterns of capital flows across countries. Using a panel of OECD countries for 1990–1996, I examine how the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trade affects net private capital flows. Capital inflows tend to fall (rise) with the liberalization of commercial presence in banking and securities (insurance) services, possibly reflecting an increase (decrease) in saving. I find that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stimulates capital inflows, suggesting that better access to external financing helps sustain larger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When cross-border trade is liberalized, capital inflows change insignificantly.     

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过程中的金融安全问题

随着货币市场、证券市场的不断开放,资本的自由流动将给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带来许多难题,大量短期资本的流人和流出就会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本文从阐述资本市场开放过程中冲击金融安全的途径和传递方式入手,提出了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的对策:执行WTO协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金融部门的改革及资本市场工具的发展;加强金融安全法制建设,提高金融监管机构监管水平;严格控制外资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资金规模.     

金融发展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区、市）平衡面板数据研究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空间集聚特征,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发现省际跨境人民币结算呈现高-高、低-低的聚集趋势。通过构建多维度金融发展指标检验发现,金融发展规模、金融集聚、金融开放度均能有效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并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金融开放度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金融发展对跨境人民币结算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正向溢出效应从2015年之后转变为负向溢出效应,通过更换权重矩阵发现结论依旧成立。     

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研究

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的最新进展,主要从溢出效应的冲击、波动性风险、金融危机及传染效应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等方面,对这一进程中蕴含的金融风险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风险防范的对策。     

跨境金融:驱动因素、结构特征与未来路径

跨境金融的驱动因素和结构特征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厘清全球跨境金融的规律特征,对我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周期、全球流动性、金融结构和监管政策等驱动因素的影响下,全球跨境金融活动呈现规模下降、结构调整、流向分化、主体切换和风险变化等特征。同时,银行跨境业务呈现综合化趋势,数字化转型提速,经营稳健性明显增强。我国跨境金融规模稳步增长,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持续增强,在全球资金循环中的份额不断提高。未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跨境金融的规模和结构还将发生深刻变化,风险日趋复杂。应引导形成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特征相匹配的跨境资金结构,平衡扩大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充分发挥银行业在跨境金融领域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