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海峡两岸双边直接投资法律制度

随着海峡两岸双边直接投资活动的日益升温,两岸对双边直接投资可适用的法律制度研究也愈加重视.本文对两岸单边的资本输入法律制度、资本输出法律制度和双边、多边的投资协定做了实然分析,并针对在两岸双边直接投资活动中可以适用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应然性的研究.     

事实汇率制度选择、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走出去”和汇率制度安排灵活化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两大典型特征,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讨论了双边事实汇率制度选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理论层面上,本文将Gali and Monacelli(2005)的一般均衡框架拓展为两国模型,发现双边固定汇率制度降低了企业进入东道国开展OFDI活动的生产率阈值,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同时,尽管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但其促进力度明显不及双边事实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实证层面上,本文采用了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00-2013年《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等微观企业数据,发现双边事实固定汇率制度能使企业进行OFDI概率平均提高0.8%~55.4%。考虑其他异质性因素及内生性问题后,本文主要结论依然稳健。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双边政治关系能否对东道国制度环境起到一定的优化补充效应？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间的交互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过构建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等指标,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优化效应,促进企业海外投资;相反,双边政治冲突则表现出一定的恶化效应;第二,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差异均起到了一定的补充效应,降低了东道国制度距离的阻碍,增强了企业海外投资的合法性;第三,进一步,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第四,在较差的东道国制度中,双边政治关系的优化互补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上述分析,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一方面要增强与投资东道国的互联互通,注重与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政治交流,同时要积极构筑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保障企业对外投资收到实效。     

两岸股权投资合作的有利条件与前景探讨

目前我国海峡两岸股权投资的交流合作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但大陆和台湾的股权投资业在制度法律和投资理念上相似性较高，资金来源、投资行业和退出方式上又优势互补，未来两岸股权投资存在广阔的合作前景。两岸机构应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加强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动两岸间的投资便利和资本流动，共同促进两岸的经济发展。     

新形势下两岸金融直接交往与合作政策研究

海峡两岸经贸往来与金融往来有密切关系，但是目前两岸金融交往与合作严重滞后于经贸发展。在政治层面，两岸金融管理当局至今未建立监管协作关系和相应的协调机制，信息交流不通畅。在制度层面，两岸金融合作相关法规建设滞后，祖国大陆缺乏统一的涉台金融法规；人民币与新台币同为不可自由兑换货币，没有建立双边直接结算关系。此外，两岸的金融监管体制、金融会计制度、金融机构作业标准及程序等均存在一定差异。     

海外投资保险与保证制度构想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与保斑点制度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前提下，应逐步与国际规范接轨，为此，国家应成为海外投资保险与保证制度法律关系的主体，私人投资应成为海外投资的主要承保对象，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制度相结合，利用国际双边和多力投资条件保护应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相结合。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税收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法律制度层面的税收保护。但是,面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迅猛发展的态势,中国现行境外投资税收保护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因此,迫切需要增加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税收保护的有效供给,完善境外投资税收保护制度。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八章（1994修订版）中的“证券权益”

证券间接持有制度下投资对存托证券权益的性质问题远较直接持有制度复杂，大部分的国家都试图通过对传统法律概念的沿用或改良，来解释投资的权益。也有一些国家，通过法律创新，突破了传统的法律概念，将证券间接持有制度下投资对存托证券的权益定性为一种全新的权利，其中，以美国的实践最为典型。[第一段]     

去年美中双边直接投资额创新高

<正>美国研究机构5月1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中两国2016年双边直接投资额超过600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值。美国融鼎集团和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当天在纽约共同发布《中美双边投资研究项目报告》。报告指出,2016年美中双边直接投资额的快速增长是由中国对美投资推动的,中国在美国当年共投资超过460亿美元,约为2015年的3倍;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明显增长。     

深化两岸货币合作

随着两岸货币清算体系的建立,两岸货币合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极大促进了两岸间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两岸货币合作进入直接合作阶段两岸货币合作主要是指两岸货币监管部门就人民币与新台币的汇兑、结算等业务所作出的制度安排。自1987年以来,伴随两岸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不断发展,两岸货币合作逐步推进。     

构建我国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的温州等地区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强大而活跃,有强烈的赴境外直接投资意愿。本文认为应当继续构建我国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制度,在厘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概念后,分析研究政府部门出台的有关政策法规,提出构建、完善我国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的若干建议。     

海峡两岸证券禁止交易行为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均建立了规范证券市场的证券法律制度,本文拟对两岸证券法上的禁止交易行为的法律制度进行比较,以求促进两岸证券法制的发展和完善.     

制度水平与双边股权资本流动——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66个国家2001-2009年的双边股权资本流动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考察了制度水平对双边股权资本流动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水平对股权资本投资决策和投资规模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母国的制度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制度水平对双边股权资本流动的作用是稳健的。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传统的直接运用引力模型对双边资本流动的估计是有偏的,而Heckman两阶段估计是无偏估计。     

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改革与创新

文章在简要分析近期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形势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如何进行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改革与创新。文章认为，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应顺势而为，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和突出宏观性。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改革与创新，归根结底是要建立制度化的创新机制，形成开放、科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投资的法律保障研究

哈萨克斯坦是与中国接壤的重要国家，其推出了大量投资激励措施，为外国投资者在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支持。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面临较大的挑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解决投资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的有关法律问题。中国投资者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投资策略，积极应对各种风险，以确保投资成功。中国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法律规制：一是中国法律，二是哈萨克斯坦法律，三是有关中哈投资的双边及多边协议。文章着重从规范中国投资者投资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的三个法律层面来探讨法律保障体系。     

再论构建我国海外投资担保制度之必要性

国际直接投资既有利于加速我国经济的国际化,但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尤其是各种政治风险。这些风险的存在势必危及到海外企业投资的安全。如何化解风险,促进海外投资,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签署的《MIGA公约》的不足,以及发达国家海外直接投资保护立法的历史和我国近年来海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对投资安全提出的现实要求,提出必须尽快着手建立我国海外投资担保制度的构想。     

论我国外资立法中的国民待遇原则

我国入世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过程的不断发展,我国作为WTO成员、国际多边和双边协定的缔约国,在履行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审视我国有关国民待遇制度的利弊得失并积极寻求完善我国双边投资立法的对策,对于改善我国的投资法律环境和实现内外资的平等待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开展海峡两岸预约定价安排的设想

本文提出在平潭综合试验区开展海峡两岸预约定价安排(APA)的设想,同时阐述了目前海峡两岸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主要法律障碍以及两岸预约定价安排的前期准备、中期运作与远期目标,建议以海峡两岸预约定价安排为突破口为两岸税收协调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选择的决定因素:动态分析及中日比较

本文应用引力模型,结合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着重从动态变化和国际比较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全样本回归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东盟国家的市场开放度和制度环境紧密相关,双边的共同语言促进投资;2003—2006年间东盟国家的教育因素显著影响ODI,2007—2010年间东盟国家的开放度、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制度因素显著影响ODI;日本在东盟投资具有资源寻求动机,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也是吸引日本投资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相互投资浅析

本文从中国吸收与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入手,重点分析了中澳两国相互投资状况,并对双边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