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金融发展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大陆1995-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依赖于金融发展水平的问题。结果发现：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之后,外商直接投资才会产生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目前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尚未进入这一阶段,而且本身也不足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积极的贡献。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我国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通过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对全要素进行估计,并利用我国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特别是通过FDI企业在当地从事生产活动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同时突出了我国加强吸收能力、提高研发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我国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通过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对全要素进行估计,并利用我国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特别是通过FDI企业在当地从事生产活动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同时突出了我国加强吸收能力、提高研发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江苏省制造业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01-2009年江苏省制造业27个行业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检验。首先,根据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得出江苏省制造业27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情况。然后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引入经济开放度这一因素,建立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有直接促进作用,且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另外,当经济开放度提高时,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地区间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探索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中存在的技术和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从“本地—邻地”视角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区域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在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中发挥了单一门槛作用,当跨越门槛值后促进效应会呈现递减的规律。     

国家审计能够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以全要素生产率度量城市发展水平,考察国家审计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功能作用发挥提高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国家审计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家审计可通过提高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本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国家审计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地方金融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国家审计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动态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吸收能力的实证检验——基于1992~2011年数据

本文利用构建C-D函数,测算出中国1992年至2011年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我国1992-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及对吸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产生较大影响的R&D经费、R&D人员、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四个相关经济指标数据,利用OLS分析,分别测算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相关经济指标对吸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论表明逆向技术溢出存在而不显著,需要改善相关经济指标,才能提高吸收能力。     

金融发展、要素积累与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变动源于要素的积累变化,而金融发展对要素积累具有明显作用.本文通过构建要素积累模型,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要素积累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结论表明,金融发展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各个产业资本和劳动的积累,对第一、二产业产生负向影响,且对第一产业的负向影响大于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产生积极影响,存在明显的“产业替代效应”.但是,影响产业结构的决定因素是要素的原始积累能力,金融发展只是起到推动作用.并且,金融作用的发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呈现出“U”型结构.     

互联网金融、技术溢出与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北大核心CSSCISSCI

立足技术溢出理论,本文剖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借助无导向DEA—Malmquist模型测度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运用“文本挖掘法”从金融功能的四个维度构建互联网金融指数,并结合2003—2012年36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互联网金融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对互联网金融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具有差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吸收能力最强,城市商业银行次之,大型商业银行较弱。因此,鼓励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规范其有序竞争,对于完善传统金融模式,深化我国银行业改革意义深远。     

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对三大地区总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研究开发投资对三大地区总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三个地区当中,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总要素生产率提高效应最大,中部其次,西部最小.分析结果还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三大地区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在逐步减弱,特别是1997年以后其减弱的幅度越来越大.相反,各个地区,特别是东中部地区国内研发投资对总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提高效应却逐渐增加,而且其增加趋势非常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对三大地区总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研究开发投资对三大地区总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三个地区当中，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总要素生产率提高效应最大，中部其次，西部最小。分析结果还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三大地区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在逐步减弱，特别是1997年以后其减弱的幅度越来越大。相反，各个地区，特别是东中部地区国内研发投资对总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提高效应却逐渐增加，而且其增加趋势非常明显。     

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选取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考量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科技金融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时科技金融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小;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范围具有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更强。     

自主创新、对外开放和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研究

自主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自主创新被分解为自主研发和消化吸收创新过程,选取2000—2019年中国12大高技术细分行业,采用全面的FGLS方法,实证分析了自主研发和对外开放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自主研发、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提高了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出口贸易产生了抑制作用;引进吸收能力并检验消化吸收过程后发现,自主研发并未充分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技术及引进技术,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但出口贸易实现了正向溢出效应;进一步检验内外资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后发现,引进技术均未能得到有效吸收,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外开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要提高发展质量,必须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培育创新主体,完善"引智机制",加强人才培养.     

基于行业差异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及其门槛水平的测定

本文通过对我国制造业各行业1995-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建立相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入世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做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的制造业确实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受行业属性的影响,并且技术溢出存在门槛效应.     

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研究金融发展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具体路径:是“效率通道”还是“技术通道”。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抑制效应,通过“技术通道”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促进效应,同时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效率通道”更显著。     

对外开放、R&D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检验中国区域R&D投入以及通过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对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研发资本是中国技术进步最重要的因素;通过进口贸易溢出的外国R&D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以及现行国际分工格局,出口贸易传递的外国R&D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国际R&D溢出对中国区域技术进步有负面影响,这主要与目前的引资结构与质量有关;此外,东部地区在研发水平和对国际R&D溢出的吸收能力上都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碳排放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区域技术进步;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特别是数字支付服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显著,且该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加显著.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可通过降低区域碳排放,特别是第三产业碳排放来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碳排放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区域技术进步;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特别是数字支付服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显著,且该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加显著.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可通过降低区域碳排放,特别是第三产业碳排放来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逐渐改善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融资困境,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方向。本文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东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出现负增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摘要：实体企业的发展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始配置金融资产,其经济后果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挤出”效应占主导。对投资不足的样本而言,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这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非但没有扮演“蓄水池”角色,反而通过降低企业创新和商业信用的路径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此外,实体企业金融化也显著降低了高融资约束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丰富企业金融化以及提升全要素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