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浅析

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决定了刑法立法解释的方向和内容,对刑法立法解释概念的界定以及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议扩张解释在刑法司法解释中的应用

本文从肯定刑法司法解释和扩张解释的角度出发,指出扩张解释在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的争议受司法解释不完善体系的制约,不应将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错误适用归错于司法解释的方法-扩张解释.     

浅析概括性刑法概念的正当性解释

本文以刑法中的一类特殊概念一概括性刑法概念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对刑法解释的正当性及其如何实现刑法的正当性解释进行论述。提出对概括性刑法概念进行正当性进行正当性解释的社会环境条件、思想前提以及制度保证等想法。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是法律发展的重要保证,当然也是刑法正当性解释的重要保证,实现由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是对刑法进行正当性解释的思想保证,改变现行的不合理的刑法解释制度,实行新的刑法解释权力分配制度是对刑法进行正当性解释的制度保障措施。     

论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概念非常关注,争论也颇多,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对其作出过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尽管如此,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情况。本文拟对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立法完善提出笔者的一些拙见。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分析与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8年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中首次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997年10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面修订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了一些修改,并将其纳入新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刑法修正案(七)对其罪状描述作了修改,其最高法定刑也提至十年。归入新刑法后本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期待着本罪能在堵截贪污贿赂罪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全社会的反腐倡廉,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提供一个有力的法宝。自从其被创设以来,关于本罪的争议就一直未停止,从立法价值、构成要件、共同犯罪到证明责任等一系列问题都存在争议。其争议内容之广泛、争议程度之激烈,在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是非常少见的,因此被称为"刑法中最具争议的罪名"。本文主要就以下几个方面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了分析和研究: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发展现状。该部分阐释了本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2.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该部分从多方面完善的角度展示出了本罪争议之所在。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实施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理论及刑法实践中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确定为基本原则。我国刑法理论界及司法界也曾针对罪刑法定原则能否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展开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并将其作为刑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虽已经在刑事立法上得以明确,但还未在我国得到很好的贯彻与实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等方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针对罪刑法定原则,很有必要进行一番深入的探讨。     

论我国金融刑事立法体系的完善

近期《刑法修正案(六)》的通过,再一次体现了我国金融刑事立法不断完善的过程,从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进程和与国外金融立法模式的比较,我国金融立法中金融刑事立法和附属刑事法律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思考我国金融立法模式如何更为有效地适应未来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探讨完善遏制金融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体系的途径,对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犯罪立法问题论析——以《刑法修正案》为研究视角

从近年来的金融犯罪立法态势看,部分条文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破坏了刑法典的稳定性,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条款设置缺乏前瞻性.为了使金融犯罪立法更合理、更科学、更灵活,需从金融犯罪立法的定位、前置刑法制度的完善及刑事条款设置的重构等层面人手,以实现刑法典的稳定、谦抑及超前等目标.     

常识主义刑法观的指引功能

常识主义刑法观获得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广泛认同,具有刑法立法论、解释论、方法论和语言论的重要指引价值。常识、常理、常情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既可以直接指导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也可以成为刑法教义学和刑法解释学的共同指导观念和方法论;语言论的常识主义刑法观有利于中外刑法的比较法学研究,有利于建构完备的刑法学汉语表达体系。必须正确认识常识主义刑法观的有限功能,即“常识、常理、常情”无法替代刑法学的“规范技术”和“专门技术方法论”,刑法学必须基于常识主义刑法观的立场建构真正科学合理的、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刑法教义学和刑法解释学,以此真正提升中国刑法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     

资本市场改革视阈下证券犯罪立法范式的反思与重构

证券犯罪刑事立法存在回应式立法和前瞻式立法两种类型。在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传统的回应式立法,在规制证券犯罪时存在刑法功能主义化的隐形风险、无法满足证券犯罪法益流变的需要、悖离证券犯罪治理的价值目标等体系缺陷。而前瞻式的立法思路可以有效弥补证券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充分发挥法益指导构成要件解释机能,同时与穿透式监管理论和实质刑法观的理念相契合。因此,我国证券犯罪刑事立法规制模式应当由回应式立法走向前瞻式立法。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评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从立法理念到立法技术均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进行了实质性修改,而且蕴含了巨大创新,必将对我国刑法和税法的理论、立法以及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建议对其进行全面的归纳和分析,找出可进一步完善之处,这无疑将有助于丰富我国刑法和税法理论,以便改进立法,指导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活动.     

资本制度改革的刑法匹配——论抽逃出资罪保留的必要性及其重构

新公司法的修改使得刑法和公司法之间的衔接产生空隙,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废除了抽逃资本罪对于实行认缴制的公司的适用。本文分析了抽逃出资罪对新公司法所确立的资本制度的法益保护及刑法规制的必要性,认为抽逃出资罪仍有保留的价值并且应当对该罪名进行重构。     

资本制度改革的刑法匹配——论抽逃出资罪保留的必要性及其重构

新公司法的修改使得刑法和公司法之间的衔接产生空隙,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废除了抽逃资本罪对于实行认缴制的公司的适用。本文分析了抽逃出资罪对新公司法所确立的资本制度的法益保护及刑法规制的必要性,认为抽逃出资罪仍有保留的价值并且应当对该罪名进行重构。     

论正当刑法解释的获得路径——以法院适用刑法解释为视角

刑法解释直接关乎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相对其他法律解释而言，对刑法适用解释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要求也更高，只有最合理且合法的解释结果才能带来最合理、最公正的判决，因此刑法适用解释随时要面对“挑出”最合理的解释的任务，如何寻找正当的法律解释就成了制约公正司法的关键因素。     

金融犯罪立法问题论析——以《刑法修正案》为研究视角

从近年来的金融犯罪立法态势看,部分条文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破坏了刑法典的稳定性,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条款设置缺乏前瞻性。为了使金融犯罪立法更合理、更科学、更灵活,需从金融犯罪立法的定位、前置刑法制度的完善及刑事条款设置的重构等层面入手,以实现刑法典的稳定、谦抑及超前等目标。     

中国大陆与澳门地区犯罪预备之比较研究

由于界域的不同和理念的差异,大陆和澳门刑法对犯罪预备的立法规定呈现较大差异。大陆和澳门刑法对犯罪预备的立法规定呈现较大差异。通过对两者立法的深层剖析和比较研究,可见澳门刑法对犯罪预备之规定更为科学。反思大陆刑法对犯罪预备规定的弊端,有必要在现有条件下,借鉴澳门立法经验对其加以完善,使之更趋合理。     

金融刑法立法重刑政策评析及反思

考察历年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可知,对金融刑法的修改体现了严厉刑事政策:严厉性立法政策的贯彻,不但背离刑法的谦抑性精神,还与罪刑配置规律相违背,并加大了我国金融刑法立法与国外立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距;惩治金融犯罪,刑罚的严厉性不是全部,加强刑事介入的确定性、强化行政执法的力度,及加大经济系统自身的调整等,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试论我国见危不救罪的设立

见危不救在许多国家已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明文规定,但在我国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正是从弥补刑法法益保护的漏洞,完善刑事立法的角度展开论述的。正文通过对见危不救罪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述,同时对我国古代和外国立法的借鉴,提出了设立我国见危不救罪的理论。     

论国际公约与我国洗钱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六)》以及《反洗钱法》的出台对于完善我国洗钱罪的立法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洗钱罪的立法仍然有许多尚待完善的地方。本文通过解析我国反洗钱立法与国际公约的关系,重点论述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洗钱罪的犯罪主体的界定以及洗钱罪主观方面"明知"认定等三个方面的国内外法律规定及理论争议,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洗钱罪的立法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经济学视角下的刑法分析

本文在对刑法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对受刑法约束者利益、犯罪与守法成本收益比较以及影响犯罪率的因素等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分析刑法的立法成本、实施成本的概念、类型以及刑法效益的概念,发现刑法成本与效益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如何降低刑法的成本投入,提高刑法的运行效益和社会效果,从而提出一些刑法经济性的对策,尽量达到以最少的成本支出获取最佳的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