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效性分析

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 （一）促进公平 转移支付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社会成员享有的经济福利不能太悬殊；二是社会不同地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差距太大。要实现公平，必然涉及收入分配方式，一般来讲，存在以下三种分配方式：贡献律、平均律和需要律。当前我国所采用的分配方式主要是贡献律，即按劳分配，从效率上讲这是最有激励效果的一种方式，但是，贡献律所推崇的公平，只是权利与机会的平等，它所造成的贫富悬殊进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却是不容忽视的。转移支付所依据的，恰恰是后两种分配方式：平均律和需要律，并以此形成转移支付的属于公平范畴的两个子目标：均等化和平衡需要。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对代理人行为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是社会公平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重新定义和区分了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概念,并基于相对分位数计量方法对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激励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高管薪酬分配总体服从右偏分布,分配总体上不公平;分配的公平性趋势逐年恶化;分配不公平的公司集中度加强;相对于普通员工薪酬,高管薪酬的市场定价相对更公平;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显著影响企业业绩,且存在区间效应,从而导致了公平分配的机会成本。本文为评价高管薪酬分配的外部公平性和估算公平分配的机会成本提供了计量参考。     

论居民收入分配中政府维护公正兼顾均平的分类调节

本文从廓清公平的概念入手,认为应区分规则公正的"公平"和结果相近的"均平"这两个不同对象,以消除中文语境中"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混乱;并认为,政府在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责任应当是"维护公正、兼顾均平、高端调低、低端托底";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应以对近年来收入差异形成原因的正确分析为前提,进行分类调节。     

收入分配调整是当务之急

"在社会收入和财富不公平分配的调整中,政府税收调节和政府支出调整是两个主要的调整手段。由于这两个手段都将对宏观经济和不同产业部门产生影响,因此需要采取模拟仿真的方法进行政策定量分析。"     

包含两类公平偏好的委托多代理和团队激励实验理论研究

本文梳理了基于互惠公平和不公平厌恶公平偏好在委托多代理和团队激励契约方面的实验研究,分析了互惠公平对多代理人激励实验和收入对比效应实验的激励不足问题,对管理会计控制机制和组织行为学团队激励公平感的相关实验进行理论分析。基于此得出,在多代理人激励中存在纵向互惠偏好下的激励机制和横向不公平厌恶偏好下的激励机制,可以建立一个包含薪酬划分、绩效分配、业绩评价自主裁量权的实验框架。三个实验代表三种不同的激励契约,为研究两种公平偏好激励的相互作用、激励效力的比较、最优激励契约提供了方向。     

我国应尽快开征

遗产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确保社会公平的一种税种,在世界主要国家实施并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虽没有实施遗产税,但却一直没有停止开征遗产税的呼声。为了有效确保社会公平,我国宜尽快开征遗产税。尽管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需要多方面的综合途径,但是开征遗产税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绝对应该作为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途径。及时开征遗产税,对于确保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慈善事业发展均有积极意义。虽然子女享受父母的遗产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没有遗产税调节,则加剧了起点的不公平,通过代际效应的影响,将不断拉大社会分配…     

个人收入分配研究中必须澄清的几个问题

所谓公平，从根本上讲是生活水平的公平，这样定义不仅符合社会现状，也使国家有了更多的实现公平的手段。不同性质的收入与效率的关系不同，对社会稳定和经济效益的影响程度不同，有的收入方式明显不具备一般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为判定分配结构状态的基尼系数在不同的国家说明的问题不完全一样，应当结合一些具体因素，对该数值进行适当修正。国家要调节分配结构，最有效率的方式是事先调节，通过提高义务教育资金保障程度等方式，提升农民及其他低收入的收入获取能力，应当被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     

分配过程公平:社会公平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社会不公平表现为收入差距过大,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是生产领域中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这种收入难以通过再分配有效调节。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分配过程公平”,就是重在初次分配中整顿非正常收入,从源头上控制该收入造成的差距,有效实现社会公平。     

公共财政分配规模结构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分配主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公共财政分配主要解决公平问题.但公平与效率之间有个转化和平衡关系,过度的分配公平会损害财富创造的效率,所以,公共财政分配应该有一个适度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既要满足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又不能削弱社会成员工作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露脸”

收入分配更注重社会公平对收入分配问题,中共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强调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     

实现和谐社会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路径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税收作为一种分配工具，在调节收入分配、缓解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综合运用其他调控措施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对收入的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具体来讲，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     

差异性分配及其财税法规制

社会财富分配是判断时代好坏的重要标尺,中国社会传统的均贫富思想是个人对公平价值追求的体现,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分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分配在一定条件下也具有合理性。从中国的现实状况看,本文认为,由于差异性分配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存在不安全性,因此必须在分配领域进行有效调控。由于财税法实质是作为社会财富分割器存在的,因此,当前调整分配格局,强化分配公平,财税法必须有所作为。     

从贫富差距的扩大看我国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调整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镇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都在扩大,贫富差距已经形成并有越拉越大趋势.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以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关键是政府要发挥其作用.为此,提出应着力解决因政策因素造成的初次分配中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中的干预政策;推进配套改革,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促进财政公平的路径思考

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财政作为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部门,应当在矫正社会分配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促进政府分配领域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径——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

养老保险的再分配功能及其对公平和效率的影响一直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焦点所在。当前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仍有待完善,特别是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深化和加快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是极需要关注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必须遵循公平与效率原则,在保证社会整体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率问题,以体现和谐社会与合作精神为目标,构建一个公平与效率协调的养老保障体系。     

新时期公平城乡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研究

效率和公平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应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收入分配,必将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城乡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尤为突出。因此,新时期公平城乡收入分配,应在总结分析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审视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采用新思维、新举措,大力发挥财税政策的积极作用,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财富逻辑的理想与现实

财富的自然属性决定,即使社会符合了所谓的理想状态,财富同样会存在不均匀的现象。事实上这种不均匀的财富分配结果才是公平的,毕竟社会中的每个人所创造的财富是不同的。     

公司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效率损失分析

公平与效率的取舍是文明社会所面临的最深刻的经济问题，政府在实施再分配计划中也必然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权衡。公司所得税的再分配效果尽管劣于个人所得税且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但由于其具有独立存在的必然性而在国际上具有广泛性。目前，公司制在中国不具有典型意义，因而，各国普遍实行的公司税在中国是以企业所得税形式而存在的。企业所得税属于公司所得税类，但比公司所得税征收范围广，因而在追求税收公平的同时效率损失是明显的。     

第五次收入分配改革破局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各社会阶层以及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分配不合理与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已引起了全社会的注意。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关乎社会公平问题,同时     

最优财权配置论纲

以不完全契约中之完备部分与不完备部分为标准,财权可以划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论证了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观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观。主张财权配置价值取向合理定位应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配置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配置;在实践上表现为某项具体财权配置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如果一项财权中通用财权占主导,那么该项财权在配置时就应侧重公平;如果一项财权中剩余财权占主导,那么该项财权在配置时就应侧重效率。在此基础上逻辑推演出"最优财权配置规则"和"最优财权配置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