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治理

绿色金融是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作为我国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绿色信贷如何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我国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重污染企业改善环境绩效，且这种效应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这种正向影响是通过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实现的，并非是缩减生产规模的结果。进一步对绿色信贷政策改善环境绩效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良好的环境绩效对企业提升经济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企业合理选择环境战略提供了参考，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环境责任、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财务绩效

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对中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企业环境责任、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环境责任正向影响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且对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更大；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短期财务绩效、企业长期财务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综合来看，想要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应重新审视环境责任和财务绩效间的关系，将绿色技术创新嵌入到企业战略结构当中，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实现企业价值。     

绿色金融支持下的生态福利绩效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选取2010—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测度生态福利绩效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然后基于Tobit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福利绩效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存在差距;在传导路径上,绿色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转型效应两条路径提升生态福利绩效;考虑空间因素后,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生态福利绩效,但在西部地区的影响效果尚不显著。为提升我国生态福利绩效,从完善绿色金融评价机制、加快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发挥东部地区的示范扩散效应等角度提出建议。     

绿色金融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机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论文以绿色金融为出发点,构建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试从政府和市场两个角度厘清其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机制,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有助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并通过政府影响机制和市场影响机制两个渠道作用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程度呈现出东部最大、西部最小的格局,且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中西部地区。     

绿色金融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2007—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Critic—熵权法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采用Tobit回归模型结合中介效应方法,实证考察绿色金融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保持不断上升趋势,生态福利绩效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区域差异;总体上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但在西部地区未能产生显著影响.此外,产业结构调整、控制环境污染、消费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传统能源企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1—2020年46家A股上市的传统能源公司为样本，利用最小二乘法探究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投资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水平显著改善环境绩效；企业的ESG表现和政府补贴对绿色投资促进环境绩效有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积极参与绿色投资实践、完善公司治理；政府应完善环境规制政策、重视企业产权性质、提高政策效率等对策建议。     

自然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途径,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外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绿色金融体系主要以绿色信贷为主,建立绿色信贷担保及补贴制度,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各类绿色发展产业基金模式,包括森林价值实现的政府支付模式、水资源价值实现的社会支付模式、耕地价值实现的金融扶持模式和湿地价值实现的储备交易模式,其经验和做法都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     

甘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绿色金融机制研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甘肃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绿色金融作为重要的手段，可以有效提高融资效率，解决生态产业发展中的资金难题。文章梳理了甘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困难，总结绿色金融机制现存问题，提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健全交易机制、建设绿色金融发展保障机制，借鉴生态示范区成功模式，实现甘肃生态价值转化。     

“双碳”视角下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研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研究生态产品的内涵及其价值实现途径,对比国内外实践经验,基于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机遇及挑战,探索出加强顶层设计、创新产品服务、完善市场机制、防控金融风险等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金融介入与支持

<正>主持人的话：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从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价值实现保障、价值实现推进方面对加快推动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出了意见，以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践行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金融如何有效介入和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值得深思。本期一线话题围绕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等内容，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兴山、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副总经理林殷和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     

绿色信贷政策、地区绿色发展差异与企业创新绩效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规制在金融信贷资源配置层面的具体应用。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更显著。上述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具有创新溢出效应，有效落实绿色信贷政策、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国家审计能够降低企业碳风险吗？

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的推行，碳风险已成为约束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国家重要监督和治理方式，国家审计能否助力企业降低碳风险？研究发现，国家审计介入后，被审计企业的碳风险水平下降，媒体关注和行业竞争分别起互补作用和替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国家审计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责任履行，从而降低碳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规制强、制度环境好和政府财政资金充足地区的样本，以及非重污染和非重点监控单位企业中，上述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对企业碳风险的抑制作用具有溢出效应，且有利于改善企业长期绩效。本文对于强化国家审计的碳排放治理效应，缓解企业碳风险，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绿色信贷发展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商业银行财务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从规模效应、风险结构效应、成本收入效应分析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并检验绿色信贷对银行财务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存在直接负向影响与间接正向影响,且综合影响具有异质性,对国有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具有负的政策效应,对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具备显著的政策效应;绿色信贷业务对银行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中规模效应、成本收入效应为主要影响路径。     

绿色投资者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全面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投资,那么绿色投资者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1年全部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绿色专利申请和获得数量,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污染行业、东部地区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投资者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水平。本文研究结论验证了绿色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保基地政策提高了企业环境绩效吗?——来自东莞市企业微观面板数据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包含企业基本信息、地理坐标、生产以及污染物排放信息的的工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利用东莞市环保专业基地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从空间和时间维度全面系统地评估了环保专业基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基地政策提高了基地内企业环境绩效,特别在解决废水、废气、COD和氮氧排污问题的过程中成效显著;政策的辐射效应也促进了周边企业相应环境绩效的提升,且辐射随距离衰减;部分污染物对应的环境绩效在长期得到了提高;多角度检验的实证结果依然保持稳健。这意味着实施严谨、合理的环保基地政策,实现经济高增产、低污染的绿色发展模式是完全有可能的。本研究为区域性环境政策实施效果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生态法治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我国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实现经济增长和“双碳”生态目标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在全面绿色转型中充分发挥金融市场重要的资源配置导向作用,也离不开强有力的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本文基于我国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三重差分方法检验生态法治建设对我国信用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后,当地高污染行业企业面临环境政策转型风险,其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低污染行业企业显著增加。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中级环保法庭设立的诉讼风险效应、维权监督效应、经营成本效应和决策制约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法律环境更好、政府环境治理激励更强的样本中更大。在考虑环保法庭设立内生性等稳健性检验后,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本文补充了地区环境司法能力提升促进资本市场绿色导向功能的经验证据,拓宽了“法与金融”的研究视角,为生态法治建设和市场主导下的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     

新发展理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新发展理念以及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文章采用双向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10年相关数据为样本,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考虑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管理层持股比例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实证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异质性检验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身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多、企业ESG评分较高以及产权性质为国有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具有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绿色创新活力的战略优势,对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积极践行“双碳”目标,实现绿色转型升级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环境信息公开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信息公开对推动绿色创新、促进减污降碳,最终实现"双碳"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为目标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DID方法分析了高环境风险行业和低环境风险行业在该标准实施前后的绿色创新表现.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后,高环境风险行业的绿色创新积极性显著提高,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非专利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分析发现,更严格的环保执法、更有效的公众监督以及更及时的媒体监督能够进一步强化环境信息公开的绿色创新效应,并且显著改善了当地空气质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将更多的环境信息纳入国家监测体系,从而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分析——基于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钢铁行业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选取2011—2013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企业的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环境绩效的提升有利于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本文认为,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积极考虑环境因素,将会使企业自发地促进环境管理的改善与提升,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分析——基于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钢铁行业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选取2011—2013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企业的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环境绩效的提升有利于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本文认为,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积极考虑环境因素,将会使企业自发地促进环境管理的改善与提升,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