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然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作用上更为显著。最后,文章从加强数字普惠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创业活力、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分析

产业融合的兴旺发展为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持续动能,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农村集体经济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传统金融竞争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则不显著;在粮食主销区与产销平衡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效果显著;而在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则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新疆为例

本文基于新疆14个地州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效益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各地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从结构效应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区域异质性分析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新疆各地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其效果从大到小依次为南疆地区、东疆地区、北疆地区。     

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2)资本错配显著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资本错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负面影响高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3)资本错配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且各地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4)依赖增加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加消费、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镇化水平以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双循环”分析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2）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与进出口贸易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都发挥着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传统金融超过门槛值后会显著增强，但一级数字鸿沟与二级数字鸿沟则会分别对中部、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的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数字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体系与数字科技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本文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更换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碳排放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推动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来减少碳排放；对中国各省以经济发展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通过对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其中对碳排放表现为负自相关性、正空间溢出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为正自相关性、负空间溢出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已然成为愈发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契机。理论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面板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促进作用因市场化水平的不同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且技术创新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应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数字红利”,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

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准则。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形成的新的金融业态,能否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境内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分位数回归检验发现,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助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对实体经济整体、主体和核心部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金融监管和规范性措施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金融可及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比41.7％,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

论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及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可通过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最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的促进作用最小。因此,为促进农民增收,不仅要全面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还要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普惠金融与人的全面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选择2005-20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1)全国层面上,普惠金融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东、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3)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反向抑制作用;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应根据区域差异因地制宜的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率,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实证分析

通过熵值法,对2011-2019年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且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积极影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水平等三个维度上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通过门槛模型的验证,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在大中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的发展为实现“双碳”背景下绿色农业提供了可行的数字化路径。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得以实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起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大小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4)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金融的抑制效应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最低。本文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和实践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实证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空间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在全国层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使用深度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呈现“低—低”“高—高”集聚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关部门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实施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战略,以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城镇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运用Probit、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使用主客观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来提升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客观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主观金融素养。基于此,西部地区应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普及和关注程度,以更好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满足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研究

在利用Bootstrap-DEA方法测度我国2014—2018年30个省份创新效率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呈现鲜明的门限特征。在跨越门限值之前,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跨过门限值之后,创新激励效应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减弱,表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整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体现了东强西弱的区域非均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