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而促进共同富裕。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要弱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通过促进农民创业和改善农民风险偏好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互联网使用和金融素养数字鸿沟的存在是造成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缓解效果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理论逻辑、模式构建与推进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为深入推进金融普惠和贫困减缓提供了新思路。数字普惠金融借助金融科技优势可突破传统金融扶贫的现实难点,在促进城乡金融资源均衡配置基础上,有效破解金融扶贫的双重目标矛盾,将更多贫弱群体纳入精准画像目标,有效提升贫困及偏远地区的金融可获得性。金融扶贫长效机制的形成必须与贫困地区扶贫产业相联结,运用数字技术将普惠金融资源有效嵌入地方特色产业链条,进而构建基于市场化机制的数字产业链金融减贫模式,促使参与金融扶贫的主体从分散单体向链式团体转变,从而提升金融扶贫风险的可控性。为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模式的有效运行,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优势,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要加强贫困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贫困地区数字金融服务环境,强化贫困户的数字金融能力建设,夯实数字普惠金融扶贫产业基础。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共同富裕吗?

本文基于CHFS数据和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家庭创业和金融市场参与是重要的作用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为了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应完善中西部农村偏远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加强低收入群体的金融素养教育及数字技能培训。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创业调查

本文采用江苏、山东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的机制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创业者的金融能力、缓解信贷约束和信息约束实现增收,但需要克服个人数据安全风险、贷款额度低利率高、金融产品种类少等障碍因素,因此,需要加大农民金融教育、提高农民金融能力,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普惠水平,以及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开发创业金融产品等,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创业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相对贫困成为我国当前乃至未来较长时间内需要解决的重点议题。本文基于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及中国城市统计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概率，这一影响是通过减少流动人口家庭在本地的社会参与实现的。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低、社会保险缺乏加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户籍、流入东部地区、金融监管较弱地区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较大。为缓解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应加强金融市场监管，营造健康安全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努力缩小数字鸿沟，提升流动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度。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城镇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运用Probit、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使用主客观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来提升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客观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主观金融素养。基于此,西部地区应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普及和关注程度,以更好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满足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     

金融素养、商业保险购买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针对农户相对贫困问题亟需重视的现实,论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IV)实证检验了金融素养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素养能够显著缓解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且促进农户商业购买是金融素养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素养对东中部地区家庭、非政府扶贫户家庭、高物质资本家庭和高教育水平家庭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在倾向得分匹配法、替换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因此,推进农村地区金融基础建设、开展金融教育活动和引导农户合理参保,是提升农户脱贫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