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而促进共同富裕。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要弱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通过促进农民创业和改善农民风险偏好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互联网使用和金融素养数字鸿沟的存在是造成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缓解效果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 ——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面板Logit模型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缓居民主观贫困,对农村地区、低物质资本和低人力资本弱势群体的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更明显,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减缓作用高于东部地区,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益贫性特点.传导机制探索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减缓主观贫困,居民信心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主观贫困中起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中国相对贫困减缓

基于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等信贷可得性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以期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社会资金捕获能力,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客户触达能力,促使城乡之间金融服务的机会均等化,降低融资交易成本,破解金融排斥,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但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只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村相对贫困水平,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因地适宜改进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高各类微弱经济体信贷可得性、增强金融赋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分析——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结合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具体影响及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我国居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稳健。从收入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居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相较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更显著；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家庭经济的脆弱性，但对乡村影响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家庭财务脆弱性与返贫风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以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非线性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呈U型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返贫风险先下降后上升。第二，数字金融防返贫非线性效应的中介机制是通过家庭财务脆弱性实现的，数字金融的适度运用有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防止家庭陷入贫困，但滥用会加剧家庭财务脆弱性，增加返贫风险。第三，金融素养较低、收入较低以及处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遭受数字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广应用数字金融的同时，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坚守数字金融的普惠本质，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抗风险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立的影响与机理——来自中国1845个县域的经验证据

在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下简称“新型主体”)创立之间的关系，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27个省份1845个县的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创立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该结论在控制地区—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以“FIGI中国项目”试点构建DID模型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通过提高农民正规信贷可得性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还可以通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新型主体创立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大中型新型主体，小微型新型主体更加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存在县域异质性，地形起伏度小的县强于地形起伏度大的县。本文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稳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乡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为检验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程度,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微观匹配数据,考察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乡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区域数字金融及其子维度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但惠及的重点人群是相对贫困线以上的农户,而相对贫困户受益面不足,现阶段无法显著缓解相对贫困.对其机制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金融业务的替代,仅显著促进了相对贫困线以上农户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促进了这部分农户使用数字金融以实现增收;进一步地,相对贫困户难以获得数字金融服务的主要障碍因素并不是技术层面的数字鸿沟,即网络基础设施滞后,而主要源于相对贫困户因受教育水平所限导致金融素养较低而形成的参与门槛较高.对此,建议提升农户的教育水平和金融素养,推进农村金融数字化进程,促进其与传统金融融合发展以提升相对贫困农户的数字金融参与.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能够显著降低其关联地区的贫困率,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关联地区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偏误修正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深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的直接影响仍然显著,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普惠金融能否“赋能”以阻断返贫？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农户普惠金融指数和生计资本指数，运用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测量方法测度农户贫困脆弱性状况，检验普惠金融“赋能”以阻断返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农户尤其是非相对贫困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普惠金融可通过增加生计资本即“赋能”的途径以降低贫困脆弱性，且该中介效应对于相对贫困农户更为显著，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较强的中介效应，普惠金融向生计资本的转化依赖于良好的家庭内外部环境。因此，在运用普惠金融治理相对贫困问题时，政府应注重创造良好条件来提升农户运用金融资本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阻断返贫。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促进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本文以共同富裕为切入点,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两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在数字普惠金融分指标中,数字化程度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财富家庭的作用效果更明显;门槛效应检验揭示,当家庭所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程度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家庭财富差距。据此,本文提出应大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尤其要关注其数字化程度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资源配置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资源配置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资源配置结构优化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传导机制；（3）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影响对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强金融监管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得更充分。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城镇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运用Probit、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使用主客观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来提升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客观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主观金融素养。基于此,西部地区应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普及和关注程度,以更好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满足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研究——基于贫富差距的视角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贫富差距的视角，选取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金融可得性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该影响在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和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分维度来看，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分地区来看，西部的效应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因此，我国应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普惠保险如何作用于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基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

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事关我国脱贫质量和能否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本文利用在四川、河南、甘肃和青海四省份调研搜集的农村家庭微观数据,从贫困脆弱性出发,通过构建村庄普惠保险指数,研究了普惠保险如何作用于我国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并分析了普惠保险与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对降低贫困脆弱性的区别,以及普惠保险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普惠保险有助于降低我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且该影响不会随着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提高而减弱.村庄普惠保险指数增加一个标准差,将会促进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33.24％.此外,普惠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并非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等因素所致,而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对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差异性影响,提高保险深度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保险密度则会增加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普惠保险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处置能力的机制对降低贫困脆弱性发挥作用;同时,普惠保险还可以在普惠金融中发挥重要作用,普惠保险能够和扶贫小额贷款、正规与非正规贷款以及数字金融或保险等其他金融服务发挥互补功能,共同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最后,普惠保险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保险认知能力强和保险素养高的农村家庭具有更大的作用.本文结论能对我国推进普惠保险发展和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户增收的有效性研究

自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来,数字普惠金融就在我国快速发展。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使农民群体拥有平等的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并改善其收入状况。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此外,金融认知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深度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