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产权性质与资本结构

以沪、深两市2004-2009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制度环境与产权性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深入研究了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差异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间的差异。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具有相对较低的负债水平,而政府部门能够通过行政干预帮助公司获取银行贷款,政府干预程度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公司倾向于降低资产负债率水平;相对于非国有控制公司,在国有控制公司,市场化程度、法律环境对资产负债率的负向影响更大,而政府干预程度对资产负债率的正向影响也更大。这一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的制度根源。     

政府干预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1-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政府干预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少时,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干预多时,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且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高于国有上市公司,该差异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     

云南省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云南省2001-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云南省的上市公司的制度环境与债务期限结构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制度环境的衡量指标有4个变量,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法律环境与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然而产权保护指数单独回归时,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但最后综合回归时,又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些结果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了云南省上市公司的融资独特性,本文希望通过对云南省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能够对云南省的资本结构提供一些参考意义.     

产权性质、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近年来国内外监管部门、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与前沿问题。本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与地区制度环境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利用厦门大学内控课题组(2010)构建的2007-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本文主要发现:首先,相比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相对较差,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之间则没有明显差异;其次,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尤其是对于地方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并且,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有助于缩小地方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公司的内部控制与中央政府控制公司之间的差距。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相关主管部门及监管机构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债务期限结构和区域因素——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参数和非参数检验方法经验检查中国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区域因素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关系。研究发现：（1）不同区域之间的债务期限结构存在系统性差异：（2）区域因素能解释公司债务期限结构3％左右的变异；（3）中部地区的债务期限显著高于东部、西部地区的债务期限；（4）市场化程度高、经济发达的地区具有相对低的债务期限。     

地区金融发展差异与我国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一、引言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是公司债务融资决策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存在明显不合理:资产负债率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司偏低;短期负债是我国上市公司主要资金来源,部分公司完全依靠短期债务进行公司运营和投资。以往财务学领域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研究主要从企业特征等微观视角出发。但我们应注意到,这种不合理的债务期限结构并不是单纯由公司内部微观行为不理性所造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渐变改革过程中,我国公司进行了相应的财务改革和融资模式转变,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企业债券市场不发达,使其债务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而目前银行还未真正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这未免会给企业融资行为自主性带来约束。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公司所处制度环境尤其是金融发展水平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对我国地域金融发展差异与公司债务期限选择行为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目的在于扩展债务期限的影响因素以便深入理解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的选择行为。二、研究变量及样本的选取1.被解释变量的确定负债期限(DMat):本文把偿还支付在一年后的负债作为长期负债,并定义DMat=长期负债/总负债。2...     

基于SHIBOR的利率互换定价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在控制相关变量下,应用OLS实证检验制度因素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在资本结构选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而言:(1)市场化总体进程和公司债务水平负相关;(2)政府干预程度指数得分高的地区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低的债务水平;(3)法律环境得分高的地区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低的债务水平;(4)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高的债务水平;(5)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迪拜债务重组”对我国金融生态环境下国有控股公司的理性思考

本文从迪拜债务重组来理性反思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债务治理,以金融生态环境为视角,注重债务的异质性、债权人权益保护、国有控股公司债务解困、不完全债务契约的内生性机制设计等,试图从地区层面、公司层面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和终极控制人性质在不同来源性质、期限结构债务对债务重组的交互影响,拓展我国债务治理的优化路径。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债务期限结构

从终极产权的视角,以我国沪、深两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终极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发现: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水平越高,其掠夺外部投资者的成本也就越高,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愿意为公司提供更多较长期限的债务资金,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终极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高,其越有可能掠夺外部投资者,增大了公司与债权人的代理冲突,导致较高的债务融资代理成本,银行等金融机构倾向于为其提供更多的短期资金来约束终极控制股东。     

金融生态环境、异质性债务治理效应与债务重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异质性债务为切入点,从金融生态环境地区层面实证检验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产权性质、来源及期限结构的异质性债务治理效应与债务重组之交互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国有控股公司经营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正相关、长期金融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负相关;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相对非国有,国有控股公司金融性负债、经营性负债、短期金融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正相关关系都更强。说明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金融生态环境与内部治理机制的股权、董事会等可提升治理效应,但会被公司-银行-政府的国有同源及债务软约束削弱。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公司短期债务占主导等错配的深层原因,拓展新常态经济下异质性债务治理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