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转型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吗?

本文基于2007年第1季度—2020年第4季度中国37家上市银行数据,实证检验零售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零售业务能够显著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较高的银行,零售业务对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零售业务能够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银行间关联性,从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区分零售业务类型发现,除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和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外,其余类型的零售业务均能够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     

业务多元化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基于系统性风险分解视角

以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的28家商业银行作为样本，基于系统性风险分解视角，实证检验了业务多元化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商业银行业务多元化与个体风险存在正“U”形的非线性关系，与关联性风险存在负相关关系，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存在正“U”形的非线性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规模对业务多元化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政策连续性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A股32家上市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冲击”和“传染”两个维度考察了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连续性程度的提高通过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减弱银行个体与系统的关联性进而显著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连续性降低了银行被动风险承担水平而非主动风险承担意愿,减弱了银行间接关联程度而非直接关联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下行和货币宽松时期,政策连续性对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效应更大,并且本身破产风险越高、信息透明度越低的银行,其系统性风险受政策连续性的影响越大。区分不同类型的政策发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的连续性上升均能显著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其中货币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力度最大。     

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风险溢出——基于理财产品视角

本文从影子银行资金的重要来源——银行理财产品切入,基于2006-2016年我国上市银行理财数据,使用条件在险值(CoVaR)和边际期望损失(MES)模型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测度,基于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理财产品的风险溢出情况及其发行量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商业银行开展理财业务确实会带来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该效应主要来自于银行业务规模及自身风险,并主要通过理财产品业务的期限错配和刚性兑付进行传导。     

机构集聚、风险传染与香港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本文研究作为银行金融机构集聚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经受外部冲击后银行系统脆弱性的内生性及传染机理。本文把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划分为共同冲击和相互传染两个过程,选取香港上市银行2006年到2011年的股价收益率为研究对象,分别研究中资、港资及外资三个组别的金融机构个体风险特征,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通过测量香港银行体系的条件风险价值,判断香港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并分析影响香港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外生性因素和内生性因素。结果表明,外资银行对共同冲击的抵抗能力较强,而港资银行的抵抗能力优于内地银行;金融机构间的传染和风险溢出效应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增加,而且不同规模银行对于系统性风险的溢出程度不一样,规模较大银行的溢出效应较为明显。     

信用风险转移与中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通过扩展的CAPM模型,测算了贷款转让对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进行贷款转让之后,系统性风险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四大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水平比其他商业银行的提高更为明显。系统性风险水平的提高来自于商业银行与市场相关性的提高,银行个体的风险水平是下降的。银行通过贷款转让行为将个体的风险转移到市场中去,提高了市场相关性,因此提高了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不应仅将监管重点置于银行个体的风险暴露水平,亦应重点关注银行个体行为对市场整体风险水平的影响。     

宏观审慎框架下中国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监测研究

采用2003年9月~2014年1月的市场数据,基于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在宏观审慎框架下,对中国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性、截面维度的横向共振性、时间维度的纵向共振性特征进行动态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中国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配置机制已逐渐形成,大型商业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表现具有代表性,中国上市银行体系的关联性在逐渐增强,中国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和顺周期性。     

非利息收入降低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吗?——基于规模异质的视角

本文在使用新近发展的成分预期损失(CES)方法对2008-2014年期间我国14家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度量的基础上,应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其与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银行非利息收入与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规模较大的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分散了系统性风险,而规模较小的银行却导致系统性风险的上升,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的差异是非对称效应存在的重要原因。宏观审慎监管既要注重规模效应,又要重视中小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的潜在影响,还需关注不同银行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的差异。     

基于边际效应的银行个体系统性风险贡献测度研究

本文使用系统性风险β值法度量我国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上市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研究结果表明,单个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不仅取决于系统性风险β值,还受到其个体风险值的影响。总体而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β值高于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和影响也较大。但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尽管β值较小,一旦个体风险值急剧增加,其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也可能超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因此,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既要关注那些系统性风险β值大的银行,也要关注个体风险值可能出现剧烈波动的中小银行。     

流动性剩余、流动性风险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测量

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世界范围内的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以及时评人士对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基本达成共识。本文从流动性角度出发,对我国商业银行部门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度量,同时衡量了我国上市银行的系统重要性程度。通过对商业银行个体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分析,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系统相对流动性剩余的概率分布来度量流动性风险,以及基于绝对流动性剩余的方差贡献度来衡量银行系统重要性程度的方法,并对我国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流动性风险视角来看,部分银行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系统风险贡献程度较高。     

资产科目视角下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兼论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季度数据,基于资产科目视角实证分析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同业渠道”影子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助推作用,但“投资渠道”影子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抑制作用;经营效率和期限错配对影子银行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起到中介渠道的作用;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提高会增强“投资渠道”影子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金融监管力度提升会减弱“同业渠道”影子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助推作用,并增强“投资渠道”影子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     

关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测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入手,在查阅大量文献后发现我国金融市场监管者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将监管重心由微观审慎监管转向以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主的宏观审慎监管。文章的主要思路为:在参阅大量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主要研究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测度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横向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最高,大型商业银行其次,城市商业银行最低;从纵向来看,资产规模越大的商业银行经营情况越稳定,经营业务的复杂程度越高,其风险越难控制。     

基于动态因子Copula模型的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度量

本文基于2007年至2019年我国14家上市银行的股票收益率,构建偏态t-分布动态因子Copula模型,利用时变荷载因子刻画单家银行与整个系统的相关性,计算联合风险概率作为系统性风险整体水平的度量,基于关联性视角提出了新的单家机构系统脆弱性和系统重要性度量指标——系统脆弱性程度和系统重要性程度。该方法充分考虑了银行个体差异性和系统的内在关联性以及收益率的厚尾性和非对称性,从而能够捕捉到更多的信息且兼具时效性。研究表明:银行机构在风险聚集时期相关程度更大,联合风险概率能够准确识别出系统性风险事件且在我国推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以后有明显降低;整体而言,大型商业银行系统重要性水平最高,同时风险抗压能力也最强;本文使用的度量方法降低了数据获取成本且更具时效性,有助于为宏观审慎差异化监管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基于动态因子Copula模型的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度量

本文基于2007年至2019年我国14家上市银行的股票收益率,构建偏态t-分布动态因子Copula模型,利用时变荷载因子刻画单家银行与整个系统的相关性,计算联合风险概率作为系统性风险整体水平的度量,基于关联性视角提出了新的单家机构系统脆弱性和系统重要性度量指标——系统脆弱性程度和系统重要性程度。该方法充分考虑了银行个体差异性和系统的内在关联性以及收益率的厚尾性和非对称性,从而能够捕捉到更多的信息且兼具时效性。研究表明:银行机构在风险聚集时期相关程度更大,联合风险概率能够准确识别出系统性风险事件且在我国推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以后有明显降低;整体而言,大型商业银行系统重要性水平最高,同时风险抗压能力也最强;本文使用的度量方法降低了数据获取成本且更具时效性,有助于为宏观审慎差异化监管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系统性风险防范研究

近几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存款大量流向银行理财产品,理财产品业务规模增长迅速,且理财产品的发行具有“棘轮效应”,大部分储户现在已经习惯对理财产品的滚动购买,这也使得商业银行必须不断推出各种具有吸引力的理财产品.然而当前银行理财的主流配置模式为资产池模式,面临期限错配和收益率错配的风险.理财业务作为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它的快速发展不但会影响当前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一旦资金链断裂会使整个金融体系爆发系统性风险.     

基于未定权益分析模型的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测度研究

论文基于我国上市银行资产负债和股价数据,运用未定权益分析模型对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进行测度。研究表明,2002年以来我国银行业经历了三个高风险时期,但当前风险水平较低。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具有突变性、单个机构风险大幅上升可能是总体风险暴露的前兆、当前城市商业银行风险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股份制银行等特征。基于上述结论,论文提出了加强对个体风险处置、完善宏观审慎制度等政策建议。     

单个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基于Shapley非对称权力指数的研究

本文从Shapley非对称权力指数的视角出发,利用2006~2012年16家上市银行的报表数据模拟不同外部冲击下银行的破产顺序,得出了不同阈值下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排名,排名显示除了四大商业银行之外,股份制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不容忽视。研究表明,当银行系统较脆弱时,高杠杆率的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较大;当银行系统较稳定时,低杠杆率的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较大;此外,资产组合的构成和规模也对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有影响。监管当局应该根据不同时期的系统稳定性进行动态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对股份制银行的关注。     

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和房价波动的内在作用机理,同时使用SCCA方法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评价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房地产市场及宏观数据,构建SVAR模型。研究发现房价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双向作用机制,且房价上升初期会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后期会造成系统性风险问题。同时群众消费预期对房价及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显著,因此政府在调控房价及制定政策时要建立好信息沟通平台,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消费投资预期;同时银行也需要加强信息披露,以提高用户对银行的信任。     

中国银行间风险核心传递中介与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信息溢出角度构建中国银行间关联网络,探究银行间风险传递路径特征,并由风险传递效应测度模型实现对银行间风险传递效应的测度。研究发现:中国的银行间关联网络既稳健又脆弱;系统性风险乘数效应产生的关键是风险核心传递中介,而非银行间关联性强弱;增强系统重要性银行间的直接关联可有效防控中国的银行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