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谜——基于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广东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1978—2013年广东省的时间序列数据,探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金融进程的推进有利于提高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在财政分权的框架内,"锦标赛"式的区际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微观资源配置进行干预,这种干预脱离了市场形成的内在机理,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加之金融结构较大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损害颇多。这些论据都隐含了合理框定政府的金融控制边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金融体系革新应和财税体系及政府体制变革协同进行。     

河南金融发展、地方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基于财政分权的实证研究

利用河南199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河南的金融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分权改革给河南地方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导致其对金融信贷过多地强制性干预,从而阻碍了金融部门资源配置效率,使得河南金融发展呈现量性扩张、质性不足的特点,总体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因此,在今后改革中,河南省应减少政府的干预行为,发挥其服务性功能,从而使金融回归其本职功能,并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中部地区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改革后,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并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主要可归结为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结构不合理和金融效率低下等原因。要大力发展区域中小型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地方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正向作用:理论与中国经验

财政分权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中的金融约束论和市场增进论都证实地方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正向作用。地方政府作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主导者的职能及充当信用和信息中介职能的中国经验验证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理论结论。     

法治水平、地方政府干预行为与金融发展

本文从法治约束地方政府对财产权保护和契约维护干预的角度论述了我国转轨过程中投资者保护和最终决定的金融发展水平。首先从分权改革制度设计的分析入手,论证分权后一定程度上成为独立行为主体的地方政府在约束缺失的情况下,为缓解财政压力向辖区内经济体伸出了掠夺之手。并且政府的权力边界在分权后的扩张干预了契约维护质量。本文利用1987-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证实了伴随改革进程,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力地约束了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促进了金融的发展。最后文章提出随着改革的推进,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制度日益完善的后改革时期,要继续大力推进规范政府行为的法治建设,更好地保护私人投资,金融才能健康发展。     

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增长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妥善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对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财政部也强调,要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稳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隐患,确保财政可持续。笔者认为,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应结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慎重而为,重点是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89号文”与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改革

财政分权化改革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持续下降,在寻求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的推动下进一步衍生出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两者共同构成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制度性根源。随着财政体制的不断发展,潜在利益的改变催生了国家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态度与倾向的变化,进而推动了原有制度安排的变迁。实践经验表明,在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改革路径选择上,关键因素在于摩擦成本,最优策略在于增量改革,成功标志在于存量改革;在地方政府最优融资工具选择上,通过透明、高效和规范的资本市场发行政府债券进行低成本的直接融资成为地方政府首选。考虑到"89号文"的出台将进一步加快按照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步伐,在地方政府未来走向由政府债券占据主导地位的直接融资新趋势逐渐明朗之际,为更好地适应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需要,需从加强法制建设、明确功能定位、构建制衡机制、强化市场约束和风险控制等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     

地方政府行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广西与江苏的比较视角

通过对广西与江苏1978-2007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比检验,得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行为下,两省的金融发展仅能微弱的促进经济的增长.当存在政府干预行为时,江苏的金融发展能明显的促进经济增长,而广西的政府干预行为由于削弱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从而阻碍了经济金融的发展.     

基于VAR模型下的金融发展在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效果研究

本文在控制了政府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研究了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抑制了经济增长,而金融发展效率和债券市场发展则促进了经济增长。第二,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只存在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短期格兰杰原因。另外,短期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政府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干预经济的痕迹明显。文章最后还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官员晋升压力、金融市场化与房价增长

本文以我国34个大中城市为样本,研究了地方官员晋升压力、金融市场化水平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我们发现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其辖区内主要城市房价的增长有正向作用,金融市场化程度与房价增长呈倒U型关系。另外,在政府资源控制力强的城市中,晋升压力对房价增长的促进作用和金融市场化对房价增长的抑制作用都更加明显。我们的研究表明,地方官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有干预房地产市场的激励,地方政府对于经济资源的控制为这种干预创造了条件。     

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分析(1978-1999)

对中国各地区1978－1999年金融资产相关比率（FIR）及其他指标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具有国家垄断、信贷供给制、机构科层设置、资源条块分割、金融深化迅速、金融资产高增长弹性、金融发展不平衡性显著、存货比逐步下降等典型特征。金融发展地区差距具有先缩小后扩大、金融差距超过财政差距和经济差距、存货比下降幅度明显不同等特征。中国分权化改革中，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是以中国金融控制能力的上升为前提的，中国牺牲了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保证了渐进式改革的持续推进。中国金融业目前的发展现状，是对麦金农教授“中国之谜”的最有力解释。地方政府支配金融机构的意愿和能力伴随中国的分权化改革而增强，并带来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惰性，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双重失效，也使得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游戏。只有加快金融业开放步伐，改善政府治理结构，将政府在财政能力上的缺位变为到位，在金融发展上的越位变为归位，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     

深化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

<正>综述: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一直对地方金融业发展给予高度重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垂直金融管理体制的演进,地方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受到了诸多制约,影响力明显下降。但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金融发展、增强地方金融服务供给和保障金融服务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意识并没有减弱,通过某种合理的方式加强地方金融管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于是,在"一行三会"的中央垂直管理体系外,地方金融管理的逐步发展成型并强化,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金融改革创新和维护区域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和城市外延扩张为特点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土地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土地财政"的基本格局逐渐形成。然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本文以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困境为背景,通过分析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财政—金融关联"的视角分析财政与金融分权制度安排与地方债务增长的关系。在梳理我国财政与金融分权演变历程与主要特征基础上,分析提出财政与金融分权对地方债务增长作用机理与假说,运用测算得到的各省地方债务数据,建立30个省份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金融分权与地方债务增长的关系,研究结论为:财政分权与金融隐性分权都促进了地方债务增长,后者还增强了前者对地方债务增长的正向作用;金融显性集权可以抑制地方债务增长,但并未削弱财政分权对地方债务增长的正向作用,分权的隐性化特征是造成地方债务增长的重要原因。未来的分权制度要实现规范化、合理化,处理好财政预算内与预算外分权、金融集权与隐性分权的关系。     

中国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探讨

随着我国土地出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迅猛增长,同时也带动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本文在阐述中国土地出让制度改革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以江苏省为例,就土地出让制度下的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揭示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收入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导致土地财政现象较为明显。     

地方政府隐性金融干预行为及福利损失分析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通过聚集和配置资金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支持,随着经济市场化的不断发展,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正因为如此,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激励作用下,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地方利益和短期利益,产生了强烈的干预金融资源的欲望.这种干预行为在近年来又以特殊的隐性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一种新的经济金融现象,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助推了信贷和投资的过快增长,也对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造成了不小的困扰.长此下去,势必会影响到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健康.本文就地方政府对金融的隐形干预行为及动因进行了探讨,并对由此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进行分析.     

地方官员的金融背景与辖区金融发展——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

根据中国1990—2012年省级官员任职信息的数据,考察具有金融背景的地方官员对辖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那些具有金融背景的官员到地方任职,会对当地金融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在中国金融改革的不同阶段,这种影响的效果存在差异,在1990年至2000年,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2001年至2012年,这种影响效果却是比较显著的。进一步讨论这种影响的滞后性和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具有金融背景的官员在地方任职,其执政业绩通常会在2至3年中体现出来。因此,虽然"市场加政府干预"的模式在中国经济转轨期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地方政府的发展职能终会让位于市场。     

财政分权、晋升竞争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分析了内生于财政分权和晋升竞争制度安排的地方政府干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指出在财政分权与基于GDP增长的官员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追求任期内的政绩和经济利益的诉求更加强烈,这导致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官员会利用控制的资源或手中的权力积极干预辖区企业经营行为,影响了企业作出有效率的投资决策,旨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基于GDP的晋升激励的地方政府干预行为抑制了辖区内的企业研发投入。     

金融控制、广义铸币税与经济转轨中的价格稳定

"强金融、弱财政"曾是中国转轨经济的一个特殊现象。本文将分析造就这种特殊经济格局的主要原因,以及这种格局对经济转轨和金融改革产生的影响。为了将金融与财政两个经济领域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我们引入了广义铸币税的定义,即置于金融控制下的银行体系创造的存贷利息差。研究表明:广义铸币税的存在使政府有能力弥补经济自由化过程中迅速下降的财政收入,从而使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前苏东国家在转轨时期出现的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研究结论表明,在政府建立有效的财税制度确保财政收支平衡之前,保持金融控制是必要的。     

证券公司效率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

考察宏观经济增长对证券公司微观效率的影响和作用,实证研究获得了经济增长不利于金融发展和证券业效率提升的证据,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体制及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是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改革不尽合理的财政收入分配制度和地方官员考核晋升制度、适度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有利于证券公司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