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信用体系建设的“知”与“行”

社会信用体系按主体可分为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自己对信用体系的认识是从“非典”期间的“政府信用”问题开始并逐步深化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对待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是对政府信用的严峻考验．公开性和透明度是对“政府信用”的最起码要求。政务信息公开不仅仅体现在处理突发事件中，而应作为政府部门的义务。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角度讲．作为信用信息的供应者是政府部门承担的重要角色。     

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变迁——“次贷危机”下的反思

作为资本市场“看门人”,信用评级机构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效率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早期美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以“声誉资本”为基础,主要受市场自律机制约束。此后,美国监管部门对信用评级结果的过分倚重使评级机构获得了强大的市场话语权,并造成了其“权重责轻”的怪象。“次贷危机”的爆发令信用评级机构面临前所末有的考验,同时也暴露了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之弊端。     

以"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买卖,在商品供求方面的结算方式并不完善,从而造成了企业间相互拖欠的现象极为普遍,已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发展.同时在商品交易中,卖方担心发货后收不到货款,买方则担心付款后得不到合格的商品,这种互不信任的行为阻碍了商品交易的顺利完成,致使企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信用危机,而实施和推行国内信用证结算方式无疑地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有“信”更要有“用”

道德领域的“信用”，就意味着“诚信”。孔子就曾经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一个人连信用都没有，还能做什么呢？     

解决“瓶颈”问题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信用经济，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部是以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的。     

小诚则大信立——外汇市场信用体系亟需完善

“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是信用危机。”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外汇领域的违法失信行为呈扩大化态势，外汇信用市场体系亟需加强和完善，以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论建立税收信用管理体系

当前我国信用体系脆弱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要解决好社会信用危机的问题，需要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体系和社会监督保障机制，切实加强法制建设。要维护法律在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和危机中的权威性、严肃性，把社会信用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     

走市场之路必须强化社会信用体系

“信用”一词已成为近几年来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信用是现代明的重要标志，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不讲信用，社会就无法维系；不讲信用，市场经济就荡然无存。然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无视信用，不讲信用，破坏信用比比皆是，     

论建立良好社会信用环境的现实选择

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的公正、市场的效率、市场的完善，参与市场竞争的合法权益，都需要信用的支持和保障；信用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蕴藏着巨大的无形资产，市场机制如果没有信用作保证，经济就不能健康顺利发展。目前，社会信用缺失，带给人们的忧虑日益严重。如何建立一个诚信守法的“社会信用体系”，     

诚信的回归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信用经济”对人们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现在人们越来越注重“诚信”对市场经济的影响，这初露出市场趋于规范化的端倪，但也恰恰反映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在我们周围，诚信稀缺。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