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冲击对银行风险承担波动的影响

本文以2005年1季度至2013年4季度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PVAR模型研究经济增长、资本充足率管制、市场预期和货币政策等银行外部因素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动态冲击效应及其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资本充足率管制对银行风险承担波动的影响最大,且能有效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波动;经济增长能在半年内显著改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货币政策有一定的影响,而市场预期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因此,应加强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并重视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维护金融稳定。     

外资持股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302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外资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持股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以及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银行，外资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且外资持股的风险承担降低效应主要源于银行类外资股东。对作用渠道的分析表明，外资持股主要通过降低银行盈利波动和提升银行资本充足率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资本约束、银行风险承担与经济资本——基于中国53家商业银行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建立了一个资本约束加强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理论模型,使用2009年至2013年我国53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研究资本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门限效应,并对商业银行内部经济资本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资本数量约束和资本质量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均存在门限效应。资本数量方面,资本充足率的门限值为11.95%。资本质量方面,核心资本占总资本比例的门限值为69.93%。当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占比低于相应的门限值时,加强资本约束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反之则会增加或不能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此外,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对资本约束的敏感度存在明显差异。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流动性囤积与货币政策传导的“梗阻效应”研究

监管部门多次强调，银行要提高对不良贷款考核的容忍度，表明疏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已成为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的重要方面。对此，本文考察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两阶段传导环节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流动性囤积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梗阻效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宽松的货币政策显著提高了银行风险偏好水平，且风险偏好的提升会使银行有更强的信贷反应。第二，银行流动性囤积显著抑制了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偏好的促进作用，显著弱化了高风险偏好银行的信贷行为。第三，“梗阻效应”在区域性银行以及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刻画出银行普遍进行流动性囤积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形成的“梗阻效应”，为了破解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困局，应更加重视银行流动性囤积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影响。     

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研究

针对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理论上研究了逆周期政策工具所带来的宏观和微观效应,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信贷扩张期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会使银行的当期风险承担水平增加,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使风险承担降低。而滞后六个月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可以显著降低当期的风险承担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一致。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6年至2021年36家中国上市银行季度数据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负向关系起中介效应。资本充足率对其起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城商行而言,其中介效应更显著;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股份制行和农商行而言,其调节效应更显著。因此,要有效防范银行风险,就必须适度加强货币政策稳健性,优化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制度和资本监管水平。     

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对中国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机制分析

本文从周期角度出发,构建结构模型和双重△CoVaR模型,探究跨境负债和资产的扩张或收缩对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机制。结果显示:第一,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对银行部门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跨境负债波动的溢出效应强于跨境资产。第二,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通过影响中小银行风险承担和风险实现以及大型银行的风险放大作用影响银行部门。特别地,股份制银行在受冲击和风险放大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第三,跨境资本扩张带来的风险承担会显著提高未来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实现水平。本文为提高跨境资本管理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货币政策工具类型、资本充足水平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分析

首先建立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我国100家商业银行2011—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否存在及其差异性。研究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均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且存在门限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和非对称性均强于数量型;中小银行或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对此,央行在运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时应当关注银行的风险承担问题,在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加快推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转变,同时强化对中小银行或低资本水平银行的监管力度,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构建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机制和创新资本工具,尽快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和优化资本结构。     

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下地方法人银行资本管理行为研究——以中部某省法人银行为研究样本

本文以中部某省部分地方法人银行为样本,通过构建"资本-风险"联立方程模型,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四类地方法人银行在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下的资本管理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法人银行通过优化资产结构,能有效提升资本充足率水平,但资本充足率监管仅对城商行产生了效应,农商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对资本充足率监管压力并不敏感。     

互联网金融、存款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通过构建纳入互联网金融的银行环形城市模型,推演了“互联网金融→存款结构/付息成本→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以2003-2016年我国83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建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金融发展经由恶化存款结构和抬高付息成本两种渠道显著加重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其中,恶化存款结构效应的相对贡献为50%左右,抬高付息成本效应的相对贡献为35%左右;(2)相较于互联网渠道构筑业态,互联网支付结算、互联网资源配置和互联网财富管理业态对银行存款结构和付息成本的不利影响更为强烈;(3)相对于国有、大规模、低流动性和低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非国有、小规模、高流动性和高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客户存款流失更快,平均付息成本上涨更多。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银行审慎监管的角度

本文采用2003~2013年中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建立GMM广义矩估计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该风险承担渠道受银行审慎监管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2)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拨备覆盖率与风险资产占比衡量的银行风险承担成负相关关系,流动性比例与其比成正相关关系。(3)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性比例等越高(监管力度越大)的银行,货币政策对其风险承担影响的敏感性越弱,其中前三者削弱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增加,而流动性监管削弱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降低。     

贷款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中国13家上市银行2005~2012年的相关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贷款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贷款集中度的不同代理变量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可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行业贷款集中度和地区贷款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无显著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地区贷款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依赖于银行规模与其资本充足率,银行规模越大、资本越充足,则风险承担行为对贷款集中度的反应越不敏感。监管部门应据此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防范银行的信贷集中度风险。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利用16家上市商业银行从2014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三季度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DGMM)方法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和杠杆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货币调控在金融稳定方面并非风险中性,它与银行风险承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货币政策放松会相应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第二,杠杆率作为资本充足率的有益补充是有效的,银行杠杆水平越低则其风险承担水平也越低,杠杆率监管会减缓或抑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这也为2018年我国“宽货币紧信用”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就完善并协调货币调控、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提出政策建议。     

政府外部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9年至2020年我国36家上市银行的季度数据，研究了政府外部治理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监管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主要来源于银行权益资本比率提升；政府持股一般会提升银行风险承担，主要来源于银行业绩波动性上升，但如果政府为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则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政府公共治理改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政府对银行绝对控股可能会削弱监管和公共治理改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主要由于银行权益资本比率变化。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发挥政府外部治理效能促进银行风险管控的政策建议。     

存款保险制度能否抑制银行个体风险承担?

基于2008—2019年我国30家上市银行的财务数据,研究了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对选取的经济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变量均为平稳变量。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在将银行进行分类后,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对大型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影响不大,但显著提升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在银行个体异质性方面,存贷比和净资产收益率越高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对其风险承担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强,资本充足率则相反。     

政府监管及银行规模对商业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

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是银行危机。为此,研究哪些因素对商业银行风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银行业市场进行了相关考察研究,以超额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政府监管度量指标,结合商业银行自身规模,以中国9家上市银行2008年3月-2012年9月期间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监管和银行规模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银行规模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超额资本充足率对银行对抗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能否有效抑制金融风险?——基于宏观审慎评估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破产风险Z值来代表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状况,基于宏观审慎评估视角实证分析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宏观审慎评估会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因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抑制金融风险;由于存在显著非对称性,宏观审慎评估的效应差异显著存在,对于资本充足率相对较低、规模较小的银行,宏观审慎评估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大。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高管社会资本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以我国2007—2016年16家上市银行为分析对象,把高管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划分为政治资本、金融资本以及其他社会资本三类,研究了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多个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三类社会资本对银行风险均呈现较为显著的负效应。引入银行绩效和治理水平两个因素后分析发现,在银行绩效的影响下,政治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会增加银行风险。在治理水平的作用下,银行高管的社会资本则更多体现为风险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