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关注资产价格？--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换BEKK多元GARCH模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借鉴并扩展现有宏观经济模型,导出含有多种资产价格关注特征的货币政策规则。然后分别将房地产、股票价格以及金融状况指数(FCI)作为资产价格变量,使用包含马尔科夫区制转换的BEKK多元GARCH模型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反应,以捕捉货币政策的时变特征。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关注具有马尔科夫区制转换特征;(2)使用综合性的FCI指标,效果要优于使用单一的房价指数或股价指数;(3)货币政策仅在资产价格波动剧烈时才对其进行关注,在其他时期仍符合传统泰勒规则,仅关注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分时段检验发现以上结论是稳健的。这说明,央行确实关注了资产价格并体现出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管理特征。     

利率政策环境与央行货币政策选择

央行的货币政策实施受货币政策环境制约,特别是实施价格型货币政策时,在不同的利率环境下央行可能选择不同的利率调控模式。为此,通过构建门限回归模型对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与利率区制的相依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利率区制内中央银行的政策偏好和利率调控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在高利率区制,中央银行存在针对产出缺口调整名义利率的政策偏好;在低利率区制,中央银行则不存在这种政策偏好,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甚至失效是导致此区制中央银行不针对产出缺口调整利率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我国通胀、产出波动：一个扩展泰勒曲线的研究

发挥市场供求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是当前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本文在泰勒曲线的框架下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994—2006年通货膨胀波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是不敏感的,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不显著,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没有显著的影响;2007年以后人民币汇率波动推动泰勒曲线向内移动,因此更大的人民币汇率弹性对货币政策传导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有利的,逐步扩大的人民币汇率弹性区间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是适宜和可接受的。另外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使得泰勒曲线更加陡峭,稳定通货膨胀所导致的产出缺口波动减小了,因而更有利于货币政策当局追求一个低而稳定的通胀目标。     

劳动市场摩擦与机会主义货币政策

本文在存在劳动市场摩擦的DSGE模型框架下考察机会主义货币政策的合理性。研究发现,当经济中存在显著的工资粘性、雇佣成本和搜寻匹配摩擦时,实行灵活通胀目标的机会主义货币政策在社会福利效果上优于以稳定通胀和产出缺口为目标的标准泰勒规则,并接近无约束最优政策的福利效果。因此在这些条件下,机会主义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合理的政策选择。     

“新常态”时期货币政策时变反应特征与调控模式选择

本文主要以1996年1月-2016年6月的通胀缺口、产出缺口、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数据为基础,运用LT-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当局的时变反应特征和调控模式。从中得出结论是:我国货币政策与通胀缺口和产出间的依存关系具有门限效应,央行存在非对称偏好, “价格型”货币政策有规避产出收缩偏好,“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微弱规避通货紧缩偏好。就效果而言,“价格型”政策治理通货紧缩效果较好,而“数量型”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刺激产出增长和抑制经济过热的效果较好。由此提出“新常态”时期的三方面政策建议:一是理性看待并适应经济增速放缓和物价水平下滑,配合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整制定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二是以扩张性利率政策来诱导适度通胀,并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主为经济增长托底;三是加快完善利率的市场传导机制,为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创造良好环境。     

流动性约束视角下我国房价财富效应与最优利率规则研究

后危机时代中国房价的波动引起了广泛关注,如何利用以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抑制高房价透支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成为当前管理层高度关注的焦点。本文建立了新凯恩斯模型框架分析房价波动如何通过流动性约束影响消费,从而揭示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房价的财富效应之间的关系,得出最优利率规则中房价的最优权重随预期通胀、产出缺口、房价和名义利率而变动的结论。通过实证分析本文进而认为,利率规则比货币供应量更能迅速调控房价的增长和居民消费的扩张。中国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虽然比较明显,但流动性约束的作用机制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显现,利率调控的效果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而在理论上为中央银行制定应对房价的利率政策提供了一定启示。     

货币、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多部门和多元宏观政策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反应规则及其协调组合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货币政策可继续盯住通胀和产出的稳定,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可分别重点盯住产出稳定和债务稳定,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重点关注以信贷利差和信贷波动为代表的关键金融变量;(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合理的搭配和组合使用,能比任何单一政策工具都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反之,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将显著削弱彼此的调控效应,加大经济和金融波动,从而导致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3)从多种政策协调搭配产生“合力”的内在机制来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对产出、通胀、就业和债务等变量的稳定效应,对货币政策产生额外助力,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通过稳定金融体系和降低金融风险对货币政策产生助力。上述结论表明,在多种经济金融政策并存的情况下,基于良好设定的政策规则,同时加强政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是确保多元政策产生积极合力的重要基础。     

双轨制利率体系下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估计与检验

利用广义矩估计法(GMM)考察现行双轨制的利率体系下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适用性.结合我国的经济数据及实际情况,构建具有利率平滑特征及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对管制利率及市场利率两种体系下的泰勒规则进行检验,结论显示存款利率并未根据通胀及产出的变动加以调整,而市场利率及管制较为放松的贷款利率对产出、通胀以及货币供给均能作出反应,对产出及货币供给的反应显著,但是对通货膨胀反应不足,即依据预期通胀、预期产出及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估计的前瞻性泰勒规则尚不具备稳定性,当前不宜将泰勒规则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依据.     

产出缺口估计、泰勒规则检验及应用--基于中国1996Q4-2015Q1的实时和最终数据

本文首先基于1996Q4-2015Q1的数据估计了我国的实时和最终产出缺口,分析表明,这一时期我国的产出缺口经历了较大且持续的修正,我国的实时产出缺口和最终产出缺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次,利用估计的两类产出缺口对前瞻性泰勒规则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对实时产出缺口的变化做出了显著反应,对最终产出缺口的反应则不显著。最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表明,实时和最终产出缺口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模型中也有不尽一致的表现,但无论是利用实时泰勒规则还是最终泰勒规则测度我国的货币政策立场都能够证实“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即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将使银行倾向于承担更多的风险。     

经常账户冲击、资本账户管理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

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及引发的宏观变量联动性通常对各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构成挑战。本文构建了融入经常账户冲击的小型开放经济DSGE模型,比较了采取不同资本账户管理工具(数量型和价格型)情景下,央行执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盯住CPI通胀泰勒规则、盯住PPI通胀泰勒规则下,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异质性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行了福利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将对本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构成一定影响;第二,资本账户管理可以成为缓冲经常账户负向冲击的防火墙,价格型资本账户管理工具与盯住PPI通胀泰勒规则相结合造成的福利损失较小;第三,经常账户贸易端与收益端双重负向冲击对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更大,但公众预期到的经常账户恶化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将有所减弱。本文认为,转型经济体央行应倾向于执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最优货币政策应在稳定价格水平与缓释风险方面进行权衡,适度降低对名义汇率的关注度,稳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并可优先选择价格型资本账户管理工具。     

模型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决策分析

为什么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往往是比较谨慎或保守的?从具体的货币政策规则的经验估计如泰勒规则看,这些货币政策比具体经济模型所要求的最优货币政策更为保守。本文从模型不确定性及决策者对不确定性态度变化的角度,运用美联储数据进行实证来解释这一现象。经过分析发现,若与降低利率的变动相比,央行更为关心产出缺口的稳定性,则央行对模型不确定呈厌恶或呈中性将会大大降低泰勒规则中的反应系数,随之产生较为保守的货币政策,若央行对不确定性呈偏好,则产生较为积极的货币政策。     

通胀目标制和名义GDP 目标制的比较

本文引入包含通胀预期和滞后产出缺口的新古典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应用包含通胀偏差和产出缺口的贴现平方和的损失函数,从稳定通胀、稳定产出和损失函数方差的角度比较通胀目标制和名义GDP目标制,分析认为二者有不同的适用情况,不能简单评定孰优孰劣。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中国货币政策偏向名义GDP目标制。     

附加预期泰勒规则在通胀预期管理中的应用及启示

附加预期泰勒规则内含通胀预期因素,通过该规则行事,可以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可信性和有效性,从而起到稳定公众通胀预期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按照附加预期泰勒规则行事,但多项实证研究表明,附加预期泰勒规则是可以很好拟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本文阐明了附加预期泰勒规则的含义,回顾不同学者对附加预期泰勒规则的实证检验结论,探究附加预期泰勒规则对通胀预期的作用机制,总结附加预期泰勒规则货币政策实践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提出附加预期泰勒规则对我国通胀预期管理的启示.     

汇改以来泰勒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适用性的实证检验

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以及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将更加侧重价格型工具的使用,并将显现出日益明显的开放性。本文将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我国货币政策路径进行了基于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泰勒规则的双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改革早期,近年来封闭和开放泰勒规则在我国均表现出了更好的适用性,这表明汇率改革对货币政策产生了渐进性影响。另外,虽然封闭泰勒规则下的货币政策表现出了良好的稳定性,但开放泰勒规则在应对汇率波动时表现出了不稳定性,因此央行应密切关注汇率市场化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潜在影响。     

异质性预期、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来自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的双重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厘清公众不同形式预期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对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新凯恩斯模型系统考察不同预期行为下经济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并据此讨论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央行偏好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异质性预期模型较理性预期更易放大总供给和总需求冲击造成的通胀、产出均衡偏离,并引致较大央行福利损失;价格型调控相比数量型调控能更有效降低宏观经济波动,但数量型调控仍在局部情形占优价格型调控。为此,本文认为央行应强化预期管理,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完善信息披露等以增强公众理性预期程度,并在宏观调控时根据经济周期特征审慎遴选合意货币政策工具,以提高货币调控效率,更好引领新常态经济发展。     

居民风险偏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随之呈现多样化特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以风险偏好为研究视角,对我国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以标准新凯恩斯模型为基础,构造符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转型时期的最优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强调货币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模型中引入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可分的跨期效用函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1)包含名义货币增长的混合型泰勒规则拟合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效果最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仍是重要的政策工具;(2)与可分性模型相比,不可分模型拟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效果更优。在不可分效用函数下,与货币供应量相关的实际货币余额将影响经济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使得居民风险偏好成为决定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当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上升时,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随之增强。因此,在选择货币政策实施时点上,应充分考虑市场中的风险偏好情况,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零利率下限约束下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宏观调控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的背景下,我国名义利率受到较大下行压力。为此,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框架下,基于零利率下限约束的视角,构建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冲击、技术冲击与偏好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测算社会福利损失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模型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了产出的增长,相比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虽然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效果更好,但也提升了通胀水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福利损失。当名义利率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名义利率工具失效,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升通胀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实际利率,使得家庭消费得到更大提升。但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波动更为剧烈,造成了更大的福利损失。当前,我国政策利率应避免落入零利率下限区间,依据稳增长与稳物价目标之间的权衡,根据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制定最优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使得调控更加精准有效。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资产价格有效性的FCI检验

本文通过财富效应、金融加速器效应、现金流效应、托宾Q效应和预期效应机制的研究发现,资产价格的膨胀会导致总需求上升并可能导致通货膨胀.VAR模型构建的FCI指数及扩展的泰勒规则检验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重视对流动性的控制,但是对房地产价格等资产价格关注不够,利率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为了做好实体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平衡,货币政策应该关注资产价格,并且应该侧重于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为此,应该研究引起资产价格波动的先行指标,构造广义价格函数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参考标准.货币当局还应该建立逆周期的干预制度,对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房地产、商业银行和其他影子银行体系进行系统化监管,以维持物价和资产价格的双稳定.     

居民风险偏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随之呈现多样化特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以风险偏好为研究视角,对我国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以标准新凯恩斯模型为基础,构造符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转型时期的最优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强调货币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模型中引入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可分的跨期效用函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1)包含名义货币增长的混合型泰勒规则拟合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效果最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仍是重要的政策工具;(2)与可分性模型相比,不可分模型拟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效果更优。在不可分效用函数下,与货币供应量相关的实际货币余额将影响经济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使得居民风险偏好成为决定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当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上升时,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随之增强。因此,在选择货币政策实施时点上,应充分考虑市场中的风险偏好情况,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时变概率的区制转换泰勒规则设计及其“稳定器”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将传统泰勒规则发展为具有时变转换概率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泰勒规则,基于Kim(2004)以两步MLE方法估计了该货币政策规则,并证明了其稳定器作用。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中规则性成分的稳定器作用存在非对称性,在区制一内,规则性成分不存在稳定器作用,在区制二内,规则性成分有较强稳定器作用;(2)货币政策中相机抉择成分可以影响各区制的自我演化概率,在进行相机抉择逆周期调控的同时,又可以引导经济系统转向规则性成分有稳定器作用的区制。文章最后根据该货币政策规则的稳定器作用机制给出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期,中央银行应该以增大基础货币增长和宽松型窗口指导为直接操作工具,以短期名义利率为中间目标;在经济高涨时期,中央银行应该以提高直接标价法的中美汇率水平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为直接操作工具,以短期名义利率为中间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