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健康保险、预防性储蓄动机与居民消费支出——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商业健康保险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及其作用机制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结论表明：(1)家庭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支出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提高,且对不同类别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通过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相关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商业健康保险配置主要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水平,缓解由支出不确定性、主观健康不确定性和客观健康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3)异质性分析发现,商业健康保险配置对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特征样本家庭中存在明显异质性,在抗风险能力较弱、面临背景风险较高以及所在城市金融可得性较低且受到金融排斥程度较高的家庭中影响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就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且这一促进效应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家庭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除覆盖广度外,使用深度以及使用深度指标中支付、保险与货币基金这三个子指标均显著促进居民消费;(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种机制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3)使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将数据集替换为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结论比较稳健和可靠;(4)人力资本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样本期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5)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衣着、居住、日用品、交通通信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6)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仅仅促进了中低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而对高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却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增加了家庭的债务收入比,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也需提防居民家庭债务的过度和过快增长。     

北京市大病保险补偿方案精准性研究——基于收入分层的方案设计

为提高我国大病保险补偿方案的精准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中北京市的数据,结合其大病保险政策建立基础大病保险补偿方案与收入分层补偿方案,并根据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概率、平均差距、相对差距三个指标对两种方案进行对比。比较结果表明,收入分层方案较之基础方案能够有效减轻家庭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的严重程度,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为了证实收入分层方案的可行性,根据北京市现有的医保政策模拟了大病保险基金盈余过程模型,采用线性指数平滑法模拟估算北京市2017—2027年的居民住院率与居民人均住院费用,进而预测出新方案下北京市大病保险基金未来11年的支出情况。通过对比发现,新方案的基金使用率优于基础大病保险补偿方案,并且在预测期内大病保险基金依旧能够平衡可持续运行。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大病保险补偿方案的精准性,应尽快实施收入分层补偿方案。     

我国民生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分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民生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方面,本文通过描绘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图,指出阶段性＂大额刚性支出＂的存在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激励制度促进政府投资,挤压居民消费。在此理论基础上,文章构建了居民消费与收入、民生支出的计量模型。本文以1978—2011年的相关数据,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深入分析了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和实证结果均表明,政府增加民生保障投入能够促进居民消费。     

我国股市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检验——基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扩展模型的新视角

基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LC-PIH)理论,本文建立居民收入、消费支出、股市市值和购房支出几个变量之间的实证检验模型,以研究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选取季度和月度频率数据,测算我国2003~2018年全口径居民消费和2013~2018年乘用车消费的股市财富效应,实证结果发现全口径居民消费主要受收入的影响,股市的财富效应不显著,检验结果符合持久收入说;乘用车消费除受收入的影响之外,股市的财富效应也显著。基于实证结果,并结合发达国家较为普遍存在的财富效应,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稳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促进我国消费平稳增长、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基础性作用的根本;二是要发挥出股市在消费中的财富效应,需改变我国股市长期存在的牛短熊长困境;三是应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通过养老金和企业年金等间接渠道参与股市的比重,使养老金、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互动。     

我国城乡居民大病医疗费用预测与保险基金支付能力评估

现阶段城乡居民家庭,特别是对中低收入人群,一旦发生大额医疗费用,极易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而国内文献缺乏对我国城乡居民大病医疗费用预测及其相关保险基金风险评估的研究。本文结合我国今年开始实行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策,以恶性肿瘤为例预测了大病保险补助人数和医疗费用支付,进而测算未来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支付水平,并根据目前筹资模式对大病保险基金的财务风险做了评估。结果显示：大病保险目前的筹资模式和支付规模对医保基金的长期收支平衡将造成很大压力,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大病保险的制度建设,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我国地方政府支出影响居民消费:正向传导还是反向倒逼

根据1995~2012年中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借助门槛面板回归和动态面板GMM的计量方法,本文考察了我国地方政府支出时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表明,需要通过加快地方经济增长、增加地方政府支出和调整地方政府支出结构来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     

居民家庭“加杠杆”能促进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家庭杠杆对其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消费和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杠杆会显著地抑制家庭总支出的增加,强化资产对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强化财富消费效应。家庭杠杆会促进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强化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但会抑制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就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杠杆会抑制城镇居民家庭的总支出增加,但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和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并强化其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这表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居民家庭“加杠杆”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提高消费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途径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和家庭总资产水平。     

消费函数在我国的适用性

本文在对生命周期假说作为我国当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后,描述了我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特点,随后解释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在今后消费政策制定中引导消费合理增长和经济持续发展。     

消费信贷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

近十年来,消费信贷在刺激消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居民的消费支出却未呈现出相应的高增长率。本文以上海地区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消费信贷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消费信贷对消费支出有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消费者收入、消费者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促进效果并不明显。     

保险业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各种社会问题逐步凸显。如何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是建设和谐农村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大课题。保险作为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在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能和社会管理效率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保险业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就必须高度关注农业生产安全保障、多层次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推动、农村社会治安管理以及农村减灾和灾害救助体系建设等与农村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地区文化与保险需求

本文在拓展背景风险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保险需求的影响及其受地区文化制约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7-2017年中国30个地区的月度面板数据,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地区文化与保险需求间的内在联系。结果发现: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保险需求产生显著正影响,且这种效应在地区人身险需求上表现更明显;第二,将地区文化指标集纳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保险需求关系的研究框架,发现地区文化差异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保险需求产生调节效应。因此政府需在充分重视经济政策波动和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双重影响基础上,加强国内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更透明的信息传递渠道,培育人们主动抵抗风险的意识和文化习惯,调整保险供给结构,以减少不确定性对社会经济行为的负面冲击。     

乐观预期、保障能力与商业保险购买——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在考虑商业保险“保障”和“投资”双重属性的前提下,实证研究了乐观预期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结果发现,乐观预期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即户主乐观预期程度越高,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意愿越强。进一步区分保障型商业保险和投资型商业保险,发现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对投资型商业保险的需求,对保障型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则不显著。更重要地,不同风险保障能力下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存在异质性影响,家庭储蓄较多、社会保障覆盖较好以及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家庭,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的积极影响更大。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从预期视角理解商业保险市场的“有限参与”之谜,也为提升家庭风险保障和财富增值能力提供了借鉴。     

中国台湾全民健康保险财务危机论析

台湾全民健康保险从1995年实施至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台湾健保也面临着严重的财务问题,目前已经爆发了3次财务危机。虽然采取开源节流、调整保险费率等一系列措施,但收效甚微,健保财务依然入不敷出。健保财务危机屡屡爆发,根源在于健保自身的制度缺陷。要达成健保的财务平衡,应该从健保的制度层面上做一番彻底而有效的改革。     

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的互动研究——以再保险为实现途径的视角

社会保障由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和以商业公司为主体的商业保障构成,但由于保障水平、运行模式、执行主体、管理模式等不同导致二者都出现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本文从医疗保险方面人手,着眼于再保险在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方面的探索,进而研究如何通过再保险达到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互动双赢的局面.     

基于VEC模型的保险影响消费的机理分析

本文对中国的消费低迷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预防性储蓄倾向强烈是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从理论上分析了保险促进消费的作用机制,考察了中国保险业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贡献度,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保险影响消费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我们发现保险对消费的长期促进作用大于短期的抑制作用,它保障了个人及家庭长期消费的稳定。     

消费者投诉冲击与保险公司业绩北大核心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保险监管的目标之一,也是保险市场健康发展与成熟的标志。本文以中国保险监管部门开通首个保险消费者投诉热线作为外生政策变量,利用2009-2018年中国163家保险公司数据设计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保险消费者投诉热线的外部监督职能及其对保险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保险消费者投诉热线的开通显著降低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更差的保险公司业绩;佣金激励水平越高,保险消费者投诉冲击对消费权益保护水平更差的保险公司业绩的负向影响越显著;区分人身保险公司与财产保险公司后发现,保险消费者投诉冲击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更差的财产保险公司业绩的负向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成果丰富了消费者权益与保险公司治理理论,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实践和保险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微观经济个体参保行为对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研究微观经济个体参保行为对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行为显著提高了医疗总费用和自付费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对降低医疗总费用和自付费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新农合参保行为显著降低了医疗总费用,对自付费用的降低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运用PSM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和消除选择性偏差后得到的净效应结果与上述发现基本一致。参保行为与医院等级的交互分析表明,选择社区诊所等基层诊疗机构就诊可显著降低医疗总费用和自付费用,选择综合医院就诊则显著提高医疗总费用和自付费用。此外,参保行为对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具有个体和区域异质性。据此,建议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医保医疗款会计核算方法探讨

现阶段,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95%,全民医疗保险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医保业务收入占业务收入的实际比重越来越大,未来或将取代现金医疗收入成为医院医疗收入核算的主体,因此,对这部分医保医疗款如何更清晰地核算成为了医院财务管理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正确、清晰地对这部分医疗收入进行会计核算,会有利于加强医院对医保医疗款的管理。     

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对癌症患者医疗保障的启示

癌症多年来占据疾病死因顺位榜首,不仅严重威胁居民的健康和生命,更让患者面临较大的医疗费用支付压力。本文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在癌症患者医疗保障方面的特点,包括通过免除个人部分负担等措施为癌症患者提供经济协助、为癌症终末期患者提供安宁疗护、实行卫生技术评估、开展“全民健康保险”信息化建设。台湾地区的经验为改善癌症患者医疗保障带来以下启示:提高现行社会医疗保险对癌症相关医疗费用支付的待遇;推动社区开展癌症的慢性病管理;利用卫生技术评估匹配癌症治疗新药及新技术的医保准入与定价;以信息化建设助力肿瘤诊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