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加工贸易规模及转型升级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最低工资规定》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加工贸易规模及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虽然缩小了企业加工贸易规模,但通过倒逼机制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研发创新和在职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了企业加工贸易升级。最后,本文还在城市层面研究了劳动力成本、资源配置与加工贸易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市场份额再配置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城市加工贸易升级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出口市场份额向竞争力较强的存续加工企业再配置,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加速了低竞争力加工企业退出。本文一方面丰富了评估最低工资经济效应的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背后的驱动因素。     

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分地区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和产业结构数据的实证

基于1995-2014年全国31个省(市)新生代劳动力供给与产业结构数据,构建面板FGLS模型,考量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产业升级效应.结果表明:全国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与质量上升均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分地区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对中部地区产业升级正向影响效应显著,西部次之,东部较弱;新生代劳动力质量改善对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助推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较小.因此,应适当放开计生政策和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下行压力,扶持西、中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加速提高当地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加快缩小区域差距等.     

劳动力成本与利润差异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引入单位劳动力成本和人均利润,考量劳动力成本与利润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效应。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虽然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但劳动生产率增速更快,制造业整体单位劳动力成本没有上升,且有小幅下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有一定综合成本优势,但其人均利润低于制造业整体水平,比重总体下降,发展后劲不足,须转型升级;资本密集型虽然利润率相对较低,但人均利润为最高,比重不断上升,仍应是当前发展的重点;技术密集型比较优势不明显,急需突破核心技术,提高综合国际竞争力。     

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与新生代劳动力数据,考察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与供给质量增加均有助于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且新生劳动力供给质量增加的作用更加明显;在沿海地区,新生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与供给质量增加对出口国内附加值有提升作用,而在内陆地区其作用并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和供给质量增加均会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与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相比,新生代劳动力供给质量增加更能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     

中国制造业需要集体性提升

目前,整个中国对新能源汽车非常关注,都希望新能源汽车能够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对中国转型升级的思考,不应仅限于新能源产业.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一个制造大国发展制造业是它最基本的任务.中国的转型升级可能是要从低端的制造业向高端的制造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期望新能源可以弯道超车.总体来说,西方国家在传统汽车技术上是领先的,中国专家学者提出,是不是可以通过新能源弯道超车,取得发展的同时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浅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及对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近几年我国劳动力上升五方面的原因,然后阐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短期负面影响和长期正面影响,最后提出对策与建议。     

泉州市纺织鞋服产业转型升级金融服务调查

纺织鞋服业是泉州市五大优势产业之一。近年来,由于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产品低端化、同质化严重等,福建省泉州市纺织鞋服产业经营面临较大压力。对此,泉州市积极谋求转型升级,通过制定纺织鞋服业转型升级路线图,着手实施"数控一代"工程、加大高端产品研发、发展电子商务等,有力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本文介绍泉州市纺织鞋服产业转型升级及金融支持基本情况,分析当地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及金融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经济转型时期推进就业的对策分析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失业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复杂.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必须将增加劳动力需求与改善劳动力供给有机结合起来.基本的对策是将促进经济增长与控制失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实现就业机制的并轨;大力促进非正规就业;改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地、大规模地转移;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     

以供给侧改革破解江西结构性矛盾的思考与建议

尽管江西供需整体保持基本平衡,但在不同程度存在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传统供给难以适应新常态下内外需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等诸多要求。对此,应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加法、减法一起做",着力扩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领域有效投资,"反梯度"切入国际高端产业链、推动制造业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利用市场和环境倒逼机制逐步化解无效供给,全面降低企业审批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实现供给同需求有效对接和匹配。     

老龄化是否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量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老龄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会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而劳动力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质量整体提升,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特别是通过促进员工从低效企业转向高效企业,从产出增幅慢企业转向产出增幅快企业,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因此,可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充分释放老年人口中蕴藏的丰富且"高质"的劳动力资源.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

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对企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83个地级市统计数据,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制造业企业资本劳动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而言,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0%,企业资本劳动比将提高2%,该结果在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法等多项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使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和减少劳动力雇佣,这一结论为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事实提供了直接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较低工资水平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企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从而佐证了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劳动力成本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信贷配给理论,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别以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和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作为劳动力成本代理指标,通过考察企业是否需要银行贷款的自主决策与贷款可得性两方面信息,甄别企业受到的不同类型的信贷配给,进而系统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成本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受到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信贷对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具有明显的“筛选效应”;第二,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受到银行信贷配给和自我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不仅会受到更高的来自银行的信贷约束,还会受到来自自身的信贷约束,形成双重“筛选效应”;第三,机制分析表明,较高的金融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水平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显著缓解“筛选效应”的不利影响。本研究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贸易成本与中国制造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更高水平、更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发展既受益于推动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分工格局和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合长期收入效应、投资结构变迁、国际贸易失衡等中国经济特征建立了一个两国多部门结构转型模型,从理论和定量上研究了贸易成本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外国福利提升的影响。本文发现:1995-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持续下降,既增强了中国制造产品的比较优势,使制造业产出增长了29%,分别提高了制造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4.7个和5.1个百分点;也由此降低了全球消费品价格,对同期外国总体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接近15%。对中国制造产品加征关税提高中国出口贸易成本,会显著降低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论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本文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现实依据,并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劳动力成本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信贷配给理论,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别以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和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作为劳动力成本代理指标,通过考察企业是否需要银行贷款的自主决策与贷款可得性两方面信息,甄别企业受到的不同类型的信贷配给,进而系统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成本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受到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信贷对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具有明显的“筛选效应”;第二,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受到银行信贷配给和自我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不仅会受到更高的来自银行的信贷约束,还会受到来自自身的信贷约束,形成双重“筛选效应”;第三,机制分析表明,较高的金融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水平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显著缓解“筛选效应”的不利影响。本研究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服务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在考虑国内产品替代效应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以及国内市场化程度对贸易开放政策效果的调节效应。其次,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实证检验了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强度较大的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对出口强度较小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并抑制了非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国内市场化水平提高能够增强服务贸易开放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弱服务贸易开放对非出口企业造成的负面冲击。此外,我们还发现:(1)市场化主要通过商业存在(FDI)渠道调节服务贸易政策效果;(2)服务贸易开放对国企以及非东部地区中的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对非国企以及东部地区的非出口企业的不利冲击更大。在考虑内生性以及使用替换变量等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因此,当前阶段中国服务贸易政策需要同时兼顾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并协调国内市场化改革,稳中有序开放。     

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和地位

中间投入的对外依赖是跨国产品内分工的重要特征,因此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和相应的贸易数据分别从投入和出口两个角度分行业考察中国制造业的对外依存度,以此反映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地位。总体上,我国陷于＂三明治经济＂的夹层中且有被低端锁定的风险：虽然计算、通讯等中高端行业表现出转型升级的迹象,但大多数中高端行业对国外制造业的依赖愈发严重,甚至一些低端行业也出现优势退化的现象。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Costs and the Supply of New Housing: Endogeneity and Bias in Construction Cost Indexes

Change in the level of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affects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movements in house prices. Theory teaches us that increases in the cost of construction should reduce the supply of new housing. Yet empirical research has failed to find a consist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osts and housing start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n entirely new set of micro-data on housing construction costs to study this issue. We develop quality-controlled, hedonic construction cost series from these data. Using this series, we estimate housing supply and construction cost functions for new single-family residences.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bias in the commercial cost indexes used in existing housing supply studies is a likely cause of their poor performance in existing estimates of the supply of new single-family housing. The bias appears to be caused by an incorrect measure of labor costs and a failure to address the endogeneity of construction costs and construction activity. In contrast, starts regressions using the hedonic cost series generate much more sensible results. We find that housing starts are quite cost elastic; construction costs are endogenous in the new housing supply function, and the cost shares of material and labor in the structure of new residences are approximately 65 and 35%, respectiv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