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危机与政府干预——基于中国金融史的研究

当银行危机到来时,政府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对银行业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在金融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1934年白银风潮冲击下中国大规模的银行危机为背景,对比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金融中心上海和天津的银行业同业组织在危机中的表现,发现天津银行业同业公会成员相比于非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受到了更严重的挤兑危机,且在危机期间放款额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而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则没有受到大规模挤兑,且反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扩大了信贷规模。本文认为是由于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导致了津沪两地银行同业公会的不同表现。具体机制为:其一,政府干预推动了银行业信息公开,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恐慌和挤兑;其二,政府干预下银行组织承担了更多的财政义务。     

性别偏好与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发生的重要经济和社会现象。本文从性别偏好对生育决策的影响这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口生育率会显著下降。本文通过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说明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会缩小男女劳动力在生产效率上的差异,从而使男女工资的不平等减少。而性别偏好程度又取决于男女劳动回报的差异,因此经济发展会降低性别偏好的程度,提高女孩对于家庭效用的贡献,这将影响到家庭的生育决策。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性别偏好程度的下降对人口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当性别偏好程度显著降低时,人口生育率会下降。     

加入WTO对我国钢管行业的影响

通过对国内外钢管企业的比较和关税变化的分析，对我国钢管进出口数据以及我国外贸政策的分析，阐明了加入WTO以后对我国钢管业的影响。     

中印龙象之争,谁将胜出?

过去30年,全球经济最重大的事件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1978~2008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印度自1991年以来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自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年均经济增长在8%左右,目前已成为第十大经济体。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新兴国家,中印经济发展的相互竞争谁将最终胜出?目前,在各种经济数据对比中,印度全面落后于中国。而就增长前景而言,多数观点看好中国。美国《纽约时报》全面比较了中印两国经济增长潜力,认为在与中国的竞争     

住房市场调控新政能够实现“居者有其屋”吗?——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理论分析

我们建立了一个包括买房和租房决策的DSGE模型,计算房价和房租的动态轨迹,分析六种住房调控政策的影响:提高贷款利率、提高首付比例、对新购房征收房产税、对存量房征收房产税、对小户型免税和对大户型征税。数值模拟发现,这些调控政策通过抑制住房消费来降低房价,把购房需求转化为租房需求,从而推高了房租。其中,对新购房征税的效果最小,只能轻微降低房价,却显著推高房租;而对存量房征税会对房价、地价和房租产生极大冲击。     

老龄化、消费结构与服务业发展

老龄化程度加深和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本文研究了老龄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提高,一个经济体老年抚养比与服务业比重的关系由负相关转为正相关。本文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提出由于不同年龄群体消费偏好的需求收入弹性和替代弹性存在差异,老龄化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两个渠道影响消费需求结构,进而影响服务业发展。当老龄化在收入效应渠道上的影响为负、在价格效应渠道上的影响为正时,模型可以解释跨国特征事实。本文结合跨国数据校准了模型参数,之后定量评估了不同环境下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发现这一影响还取决于老龄化程度和产业间相对生产率。改变产业部门消费率和劳动力转移成本等因素后,定量结果仍保持了较高的稳健性。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发展了产业结构转型研究,发现“未富先老”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并以此就我国应对老龄化和发展服务业进行了政策讨论。     

八种不合理的组合

最近,笔者从一些企业和群众来信来访中了解到,有的企业出以公心,按党的用人制度,推行优化劳动组合,提高人员素质,增强企业活力,效果都较好,群众拥护。但目前有的企业对优化劳动组合科学的内涵认识不清,出现“关系组合”、“裙带组合”、“亲化组合”等等,甚至有的人利用优化组合作为打击报复的手段,有以下八种表现: 1。亲缘组合。有的把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组合在一起,亲者组合,疏者劣汰,形成“家天下”。这种组合与改革从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是封建观念的产物。     

银行危机与政府干预——基于中国金融史的研究

当银行危机到来时,政府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对银行业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在金融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1934年白银风潮冲击下中国大规模的银行危机为背景,对比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金融中心上海和天津的银行业同业组织在危机中的表现,发现天津银行业同业公会成员相比于非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受到了更严重的挤兑危机,且在危机期间放款额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而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则没有受到大规模挤兑,且反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扩大了信贷规模。本文认为是由于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导致了津沪两地银行同业公会的不同表现。具体机制为:其一,政府干预推动了银行业信息公开,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恐慌和挤兑;其二,政府干预下银行组织承担了更多的财政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