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金融开放 外资来华“门更大路更宽”

<正>中国推出的新一轮扩大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举措,不仅回应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关切,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和金融自身发展的需要。不久前,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在深入研究评估的基础上,近期拟推出12条银行业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措施。连日来,各界对于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关注持续升温。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推出的新一轮扩大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举措,不仅回应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关切,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和金融自身发展的需要。     

开放促进保险市场改革

以开放促进重建常识的改革,是中国保险业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同时深化保险业对外开放需要更新观念2018年以来,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出现新的突破。2019年5月,中国银保监会从取消外资股比限制、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拓宽商业存在和扩大业务范围等方面,提出了12条银行业、保险业新开放政策措施。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在深入研究评估的基础上,再次推出包括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在内的11条新开放政策措施。     

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历程回顾与经验总结

保险业是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重要布局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经历了初步准备阶段(1979-2000年)、大规模开放阶段(2001-2018年)以及全面开放阶段(2019至今)。保险业对外开放对推动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刺激国内保险业发展、促进保险监管体系的成熟、助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显著成效。循序渐进稳步开放、完善法律法规和市场监管、互利共赢、“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是保险业对外开放过程中积累的有益经验。未来应进一步巩固保险业对外开放成效,以开放促发展,推进“保险强国”建设。     

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度研究

正确测度、判断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度是确保我国保险业乃至整个金融业发展、稳定与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对外开放度可分为＂承诺开放度＂和＂实际开放度＂。我国保险业＂承诺开放度＂仅处在中上水平,还有进一步开放的空间;＂实际开放度＂显示外资在国内保险市场扩张迅速,但对国内保险市场影响仍较小,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度研究

正确测度、判断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度是确保我国保险业乃至整个金融业发展、稳定与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对外开放度可分为"承诺开放度"和"实际开放度"。我国保险业"承诺开放度"仅处在中上水平,还有进一步开放的空间;"实际开放度"显示外资在国内保险市场扩张迅速,但对国内保险市场影响仍较小,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大陆金融业整体对外开放政策和基本状况

<正>从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的对外开放实践看,我们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均兑现了入世承诺,有的行业如保险业则提前2年完成所有入世承诺的开放事项。在区域性优惠条     

保险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外资潮

<正>在保险业扩大开放的政策利好刺激下,外资正在积极地布局中国市场,而对于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来说,也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去年以来,银保监会持续推进保险业对外开放,各项举措接连落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于丰富保险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也有助于我国保险业吸收国际先进经验,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保险需求。在行业转型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之下,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构建领先业界的金融综合化经营模式——以平安集团收购深圳发展银行为例

平安保险收购深圳发展银行既是中国保险业的一起重大事件,也是中国金融业的一件大事。不仅创资本市场上市公司间资产并购的先例,也开启了中国金融业保险公司控股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先河。平安收购深发展的完成,有望重塑银保业务模式,推进交叉销售,实现“保险、银行、资产管理”均衡发展,是实现其构建综合性金融集团战略目标的关键举措。对保险业来说,平安收购深发展不仅可以做大行业的资产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两行整合”之后,平安的金融综合化经营有望走到中国金融业的最前沿,保险业的竞争方式和竞争水平有望达到新的高度。     

后WTO时期应加快完善我国金融管理体制

银监会设立后，中国金融管理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随着我国进入“后WTO时期”，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需进一步完善金融管理体制，在监管模式、机构设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等方面作进一步改革。     

新时代加快金融开放的原因、进程及举措

在国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国内经济发展迈入新时代和改革开放40年之际,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出发,提出全面推进金融开放的发展思路,彰显了新时代党中央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决心与信心,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金融稳健发展创造条件。随着渐进式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开放举措的出台,中国将进一步通过放宽外资进入限制、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等模式,努力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现代化金融体系,全面提升新时代中国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