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视角下金融市场间溢出效应检验

利率市场化进程通常伴随着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本文基于三变量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三个金融市场间的均值溢出效应,并以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取消贷款利率下限"这一事件作为分段节点,对比了利率市场化两阶段中溢出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利率市场化初期债券市场收益率对股票市场收益率存在单向溢出效应,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特别是在放开贷款利率下限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股票市场收益率对债券市场收益率与货币市场收益率对债券市场收益率均存在单向溢出效应。     

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基于信息溢出的视角

本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测度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收益率、波动率间的信息溢出效应,分析了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黄金市场和货币市场五个金融子市场的信息溢出贡献度及其动态特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间存在显著信息溢出效应,并呈现出时变性和双向性特征。样本期内,存在金融市场收益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正向净溢出,金融市场波动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则表现为负向净溢出。从数值上看,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波动率间信息溢出强于与金融市场收益率间信息溢出。各个金融子市场在方向性溢出效应中贡献率结果显示,不同时期不同金融市场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     

基于MSV与CoVaR模型的公司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依据2015—2017年中证公司债指数与沪深300指数的日收益数据,运用GC-t-MSV模型,检验中国公司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并通过条件在险价值(CoVaR)模型度量两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公司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存在不对称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且公司债市场对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强于股票市场对公司债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公司债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波动受其自身波动的影响较大,鉴此,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应增强对公司债市场的关注,根据公司债市场的风险变化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充分发挥其风险信号作用。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与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法,研究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与传统固定收益市场、股票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多种类型的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绿色债券市场与包括国债、高收益企业债券以及公司债券市场在内的传统固定收益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与股市和外汇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微弱;绿色债券市场的对外溢出效应强于其接收到的来自其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且绿色债券市场与传统固定收益市场间的风险溢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金融市场流动性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金融资产流动性是影响其收益率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设计债券市场连续的综合流动性指标和股票市场波动调整的流动性指标的基础上,利用允许均值系统方程间互相关的AVAR-TVGARcH模型,并结合wald检验和LR检验对于股票、债券和人民币汇率市场间的流动性波动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三个市场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流动性波动溢出效应.回归系数显示市场流动性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较小.同时,本文发现外汇和股票市场流动性序列间的条件协方差都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和程度不一的聚类现象.     

基于VAR模型的股市对债市的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一直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研究方向,一般的观点就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两个反方向的市场,资金主要在这两个市场中互相流动,一个市场的牛市行情似乎一般预示着另外一个市场的熊市,两者之间的研究已经是广大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常规研究领域。本文将利用VAR模型来研究两个市场间的关系,是否是"跷跷板"效应,是否存在联动效应?主要是从股票市场出发来研究股票市场的因素影响债券市场的效果,债券市场的被影响因素选用上证国债指数。     

低碳产业股票市场与绿色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基于贴标绿色债券出现前后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贴标绿色债券出现前后的数据,采用多变量多分位数CAViaR方法,研究低碳产业股票市场与绿色债券市场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分析市场冲击对风险的影响过程,并对两阶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在贴标绿色债券出现前后,低碳产业股市与绿色债券市场间的溢出效应发生了从无到有的转变;贴标绿色债券出现后,两市场间的尾部风险溢出不对称,风险从低碳产业股票市场传导至绿色债券市场;一市场冲击对另一市场尾部风险的动态影响过程也随着贴标绿色债券的出现发生了变化。     

中国碳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溢出效应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制度创新，二者相互作用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17—2022年中国碳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数据，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法和由广义方差分解谱构建的溢出指数方法，探究两个市场间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碳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且碳市场与绿色债券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强于绿色股票市场；（2）短期内碳市场是溢出的净接收方，受其他市场的溢出影响较大，而中长期碳市场对外溢出增强，转变为溢出的传播方，对其他市场产生影响；（3）碳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在正收益环境下大于负收益环境，两个市场之间的正向情绪传染占据主导地位；（4）特殊事件降低了碳市场与绿色债券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但是对碳市场与绿色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影响较小。研究结论对中国碳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东亚危机中金融传染的研究——基于香港、日本和新加坡股票市场的实证

本文选取香港、日本和新加坡股票市场指数,建立GARCH(1,1)模型刻画其波动性;然后采用相关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分别对三个市场的收益率序列和波动率序列是否发生传染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危机中存在日本和新加坡股票市场之间收益率和波动率的溢出效应,即存在金融传染,传播路径为新加坡到日本;而日本、新加坡与香港市场间不存在传染机制,只存在依存关系。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溢出风险测度——来自上海证券市场的证据

本文基于VAR-DCC-MGARCH模型分析了沪市基金指数与股票指数和国债指数的波动相关性和溢出效应,估计了三个市场的VaR,并通过失败检验法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基金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条件相关系数一直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股票市场与国债市场以及基金市场与国债市场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具有很强的时变特征,而且走势呈现相似性,但是统计检验显示基金市场与国债市场的相关性不明显。基金市场对自身和股票市场存在显著波动溢出效应,股票市场对国债市场和基金市场存在一定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在给定期望损失概率下,发现基金指数收益率的VaR波动最为剧烈;股票指数收益率的VaR变动风险与均值的比值是最高的;结合剔除其他市场波动影响的VaR发现,三个市场的风险承受度更高,可以接受更大的损失收益率。     

基于CoVaR方法的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先进的分位数回归技术,结合条件风险价值法（CoVaR）,对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在q≤0.015区间内,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风险溢出效应,股票市场对债券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远强于债券市场对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在风险溢出效应方向上,债券市场风险对股票市场风险具有负向溢出效应,而股票市场风险对债券市场风险的溢出效应却是正向的。在0.015≤q≤0.05区间上,只有债券市场对股票市场存在显著风险负溢出效应,不存在显著的股票市场对债券市场风险溢出效应。CoVaR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对单个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进行衡量,而且能够捕捉系统风险的变化,是一种更为全面和有效的风险管理技术。     

市场互联、风险溢出与金融稳定——基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溢出效应分析的视角

评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进程中的风险溢出效应,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本文基于Copula理论研究了2002～2009年间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状态转换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联动效应总体不显著;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统一步伐的加快,投资者可以通过跨市场套利交易来优化资源配置,使得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表现为"跷跷板"效应;相对分割的债券市场避免了极端条件下系统性风险的相互传染,使得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尾部相关性独立,客观上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基于SJC-Copula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SJC-Copula模型分析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并以此进一步分析波动溢出效应对债券市场风险规避能力的影响。研究选取2003年3月31日至2009年8月31日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日数据和上证指数日数据,验证了两市波动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同时发现波动溢出效应显著增强了债券市场规避风险的能力。     

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ARCH族模型对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收益率波动进行了处理,并用条件方差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用来衡量波动的溢出效应,最后我们发现以上证指数和企债指数衡量的收益率波动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存在着波动溢出效应.     

国际商品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基于中美数据的VAR-MGARCH分析

基于VAR-MGARCH-BEKK模型,对国际商品市场与中美股票市场之间的均值与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商品市场与中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均值溢出效应,国际商品市场对中美股票市场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同时,美国股票市场对国际商品市场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另外,中国应该尽快编制科学合理并适合自身国情的商品指数。     

沪港通强化了中国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的一体化吗?

本文选取2012年6月至2017年4月中国上证综合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的日收盘价数据为样本,区分沪港通实施前和沪港通实施后两个阶段,通过建立BEKK-MGARCH模型和DCC-MGARCH模型,从波动溢出效应和动态关联性两个层面对沪港通前后中国内地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的一体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实施前,两地股票市场间仅存在香港恒生指数对上证综合指数的单方向波动溢出效应;沪港通实施后,上证综合指数与香港恒生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此外,上证综合指数与香港恒生指数之间波动的动态关联程度在沪港通实施前平均仅为0.11,而在沪港通实施后跃升为0.55,并且非配对T检验的结果显示该跃升是稳定且显著的。因此,沪港通有效增强了中国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的一体化。     

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动态相关性研究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从投资收益波动性角度研究了我国股票、债券和基金市场分别在熊市、牛市、震荡市中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的收益率在三种行情下基本都呈现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只是相互之间影响的程度、滞后持续时间和冲击的方向有所不同.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主要来自本身系统性的风险,且对基金市场的影响大于基金市场对股市的影响.债券市场收益率波动主要受其自身波动影响,并在熊市中受股市波动的正影响,牛市中受基金市场负向影响,震荡市中同时受股市和基金市场的影响.而基金市场收益率在三种行情下主要受股市波动的正影响(90%以上),其次是自身市场波动的正影响(5%左右),受债券市场的影响最小.     

我国保险市场与银行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上市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我国上市保险公司和上市银行2008年1月至2016年11月的股票收益率数据构建了两市场的二阶段波动率模型。第一阶段,运用一元ARMA-GARCH模型对两个市场的波动性问题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两个市场的收益率序列都受到前期收益率的影响,存在风险暴露问题。第二阶段,运用二元VAR(2)-GARCH(1,1)-BEKK模型对两市场间的溢出效应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均值溢出方程表明我国银行市场对保险市场存在微弱且短期的均值溢出效应,反之则没有;第二,波动溢出方程及WALD检验的结果证实我国保险市场和银行市场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本文认为,两市场的风险具有明显的关联性,任一市场的风险均可通过资本市场的“二阶效应”而传染给另一市场并形成风险扩散效应。     

多个金融市场协同波动溢出效应检验——基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经验数据

金融市场发育越完备,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发挥就越充分,金融市场间的联动性就越强。通过独立成分分析和建立EGARCH-M模型探讨中国主要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协同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多个金融市场对于证券投资基金市场表现出为非对称性的协同波动溢出效应。但我国的金融市场传导机制仍不显著,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全,对于投资者的指导性不强。     

我国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及非对称性研究

本文运用GARCH族模型系统分析了疫情发生后我国汇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实证结果发现：第一,BEKK-GARCH模型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对汇率市场存在单向的、不对称的波动溢出效应。第二,TGARCH模型表明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都存在非对称性,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中坏消息引起的波动比同等好消息引起的波动要大。第三,DCC-GARCH模型表明股票市场上涨与人民币升值之间存在正向动态相关性,且相关关系愈加紧密。基于此,本文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跨境资金监管、稳步推进资本项目扩大开放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