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数字经济助推产业融合发展了吗？——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基于2003—2019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具有较强的异质性表现,在经济发达城市表现更为突出。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市场需求、人口质量和创新活力的中介效应依次提高;数字经济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融合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为此,应提升数字经济水平、优化城市资源配给、促进空间协调发展以达到数字经济和产业融合发展的良性互动。     

数字经济、消费升级与城乡融合

摘要：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持,形成的数字产业化形态为促进城乡融合提供新机遇、新动能和新活力。本文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水平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消费升级在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作用机制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助力于城乡融合水平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中部地区影响最大,西部地区影响最小;对城乡融合子系统的影响中,要素融合影响程度最大,社会融合影响程度较小,而对生态融合和居民融合不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基于此,建议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破除城乡二元壁垒,促进城乡消费升级,进而促进要素融合、产业融合、空间融合和社会融合;强化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建设,加快“互联互通”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数字生产力”驱动制度变革、数字化治理,推动城乡融合高水平发展。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非线性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视角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技术效应和普惠效应,既有助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居民消费,也有利于满足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型消费需求。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考虑政府和企业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推动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变化态势呈现倒“U”型,其中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最为明显,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内在机制存在着“数字经济发展→政府财政增加、企业家精神提高→居民消费提质增效”的中介效应传导路径,且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非线性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地区间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探索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中存在的技术和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从“本地—邻地”视角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区域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在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中发挥了单一门槛作用,当跨越门槛值后促进效应会呈现递减的规律。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现有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1年1578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资本传导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劳动力传导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第一门槛值下方（DIF≤0.186）时，对乡村产业兴旺影响呈现“弱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第二门槛值下方（0.186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相较第一、第二门槛之间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空间溢出作用开始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传导机制辐射周边地区，对本地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边际效应递减。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基于出口质量攀升的视角

推动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2—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综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善要素资源错配、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途径,有效促进制造业的出口质量攀升,在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邻近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本地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存在“虹吸效应”,具体表现为“空间竞争”。门槛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攀升的影响具有非连续性,其影响依赖于数字经济自身的累积水平,并且其效应随突破点的变化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本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加快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

选取2008—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为样本,从产业创新体系、人才供给体系、经济支撑体系和未来产业发展体系四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探究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就业结构提高长三角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本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邻近区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着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加后削弱的趋势。     

数字经济、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探讨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资源配置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升资本和劳动力配置能力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区域视角看,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本配置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则更加依赖数字经济的劳动力配置效应.为进一步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当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服务应用,因地制宜完善各地数字经济和资源配置政策,努力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