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失地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三清山银湖湾安置区为例

新冠疫情对易地搬迁农户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对生计方式由农业向旅游服务业转型的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以三清山风景区的银湖湾安置区为例,分析了安置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探讨了新冠疫情对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其机制,并提出了增强农户生计抗风险能力的若干对策。研究发现：（1）易地搬迁对农户的生计资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搬迁后,总体上农户生计资本有所增加,农户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增加明显,自然资本则直接被旅游资本所替代,由此引起相对于旅游业经营而言人力资本的减少;（2）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重创直接影响到银湖湾安置区农户的生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面广、影响程度深、潜在影响明显;（3）失地、依赖旅游业、组织化程度低、安置后管委会角色退出等形成了安置区农户生计所处的特定情境,疫情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与此特定情境有直接的关系。本文可为其他类型安置区农户生计的疫情影响研究提供参考,也可为增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的抗风险能力提供指导。     

乡村旅游聚落农户生计模式演化研究——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乡村旅游发展正在对乡村农户生计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以英国海外发展部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采用田野调查等多种方法,以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为案例,研究了旅游影响下乡村聚落农户生计问题.研究发现:旅游业正深刻改变着乡村聚落均质化的农户生计模式,使得农户生计模式发生分层和空间极化,并形成旅游主导型和兼业型两种生计模式.对生计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进行比较,发现旅游主导型“专业化”生计模式远远好于非旅游农户兼业化的“多元化”生计模式.“生存型”生计和“发展型”生计模式的对比研究,对于建设小康阶段乡村农户就业和发展选择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

休闲渔业是“失海”渔民生计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探究由“渔”转“游”的生计转型,对重构“人-渔”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推拉理论模型和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分析象山县“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探讨渔民如何基于自身生计资本选择转型应对策略。研究发现,渔业生计模式中自然资本功能变化、人力资本变迁、物质资本升级更迭、文化资本失效形成的推力和旅游生计模式中政策性便利、工作环境改善、家庭关系优化、海洋情结维护形成的拉力是“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的主导影响因素;“失海”渔民生计资本构成要素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其中,“心理资本”缺位是渔民旅游生计转型的重要障碍;依据生计资本占有类型与数量,“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表现为回避型、尝试型、专注型和变革型4种应对策略。本研究拓展了生计资本理论应用场景,验证了“失海”渔民通过旅游实现生计转型的可行性与独特价值。     

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影响机理——基于秦岭景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脆弱性及其评估框架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章借鉴社会-生态系统及其脆弱性相关理论,探索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秦岭山区乡村人地关系的测度与解释.从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结合的角度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农户参与式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在农户生计分类的基础上,测度以农户为基础的局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度,厘清不同类型农户和景区脆弱性的影响机理.以农户适应性为切入点,提出实践对策与建议,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研究表明:(1)以旅游生计和综合生计型为主的农户较传统生计型(务工/农)农户脆弱性降低.局域脆弱性空间差异不大,但结构性差异显著,其中,社区共管类景区脆弱性明显较其他景区低.(2)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家庭物质资产种类、旅游收入、贷款资助机会、区域优势度、技能培训等成为影响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因素.(3)自然资本缺失、适应力资本分异、企业经济理性主导的旅游开发模式进一步增加了人地系统脆弱性,而农户认知、社会资本建设以及社区共管模式有利于提升系统应对风险能力,减缓或降低系统脆弱性.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演变分异——以哈尼梯田为例

农户生计多样化与维持传统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旅游发展被认为是弥合二者关系的有效路径。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与农地利用问题的研究,可从实践层面揭示旅游发展环境下农户生计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文章基于元阳县12个村寨401家农户的研究表明:(1)劳动力就业呈现非农化转移,农户生计由此分化形成务农主导、务工主导、均衡兼营、旅游参与、旅游主导5种发展类型;(2)非农化发展总体上对农地保护与利用形成负面影响,对旱地的利用变化主要表现在种植结构上,对水梯田的利用变化则表现在弃耕撂荒、农地流转、劳动力投入等多个方面;(3)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改变存在差异,生计旅游化转型的农户其传统农业生产维持不及留守务农农户,劳动力投入与省工性的物质要素投入行为改变明显,但在农地保有与劳动力投入方面优于外出务工农户;(4)旅游的弥合效应与遗产保护学界的理论构想存在差异,研究区弥合效应仅在旅游从业农户群体中有所体现,这类农户根据旅游从业特点、遗产保护要求形成了旅游化兼业模式,生计压力之下对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促成了农户兼顾传统农业生产。遗产保护须多方审视旅游的正反向效应,在遗产保护基础和前提下,维持适度旅游发展规模以保持农户多产兼业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文化适应视角下乡村旅游地家庭生计恢复力与影响因素

提升家庭生计恢复能力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本研究将文化适应力纳入家庭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和测度指标体系,选取云南大理两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案例,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生计恢复力水平及其内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受文化自信度、政策知晓度和文化拥有度等因素影响,乡村旅游地家庭生计恢复力在缓冲能力、文化适应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2）储蓄能力、政策知晓度和文化自信度是导致案例地生计恢复力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3）注重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并采取多元生计策略的乡村旅游地家庭,通常表现出更强的生计恢复能力。本研究分析了文化适应力对完善生计恢复力理论和家庭生计恢复能力提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据此建议通过文化恢复、旅游精准治理和生计策略优化等措施提升乡村旅游地家庭生计恢复力。     

生计资本视角下大都市近郊区农民旅游创业的影响因素——以北京市怀柔区莲花池村为例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乡村旅游是农民创业的热点行业，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以北京市怀柔区旅游山村莲花池村为例，利用半结构式访谈及田野调研资料，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了农民旅游创业的行动逻辑及影响因素，建立了创业者特征、创业条件以及创业环境3个主范畴下农民旅游创业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是否旅游创业、是否存续的角度，讨论了农民旅游创业因素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1）农民旅游创业决策模型分为创业者与创业条件两个维度。其中，创业条件包括家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2）农民旅游创业存在女性化、年轻化趋向，家庭劳动能力、道路便捷性是进行创业的先决条件，家庭社交支出、创业者周围人群以及区域大环境是创业存续的促进条件；（3）农民旅游创业主导因素由个体因素转为外部社会化因素。     

旅游活动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社会资本的影响分析——以济南市两社区为例

在对旅游影响和社会资本进行分析解构的基础上，对济南市芙蓉街社区和曲水亭街社区进行了实证调查。结果表明，感知旅游影响方向和内容对社区社会资本各维度影响具有差异性；因旅游活动导致的居民不同居住类型和参与经营程度对社区社会资本影响呈现差序格局。因此，需要动态监控旅游对城市社区的消极作用，提升原住户角色，促成旅游社区和谐发展。     

社区居民生计模式变迁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协调研究——以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与社区居民生计的耦合是认识人类社会-陆地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的一种新视角.文章以大连金石滩为例,采用遥感影像目视解译、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调查问卷等方法,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过去20年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变化与当地社区居民生计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度假区当地社区土地利用的规模、结构和效益与当地社区生计模式中在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总体看,土地仍然是决定当地社区生计的决定因素.这种变化从生产性要素(农业生产)向非生产性要素转变(房租出租或价值提升).在过去20年,金石滩土地利用-生计模式的耦合协调程度尚处于可接受状态,维持均衡,但仍存在较大的可优化空间.基于此,该文认为,旅游度假区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改善居民生计资本配置方式,从而实现旅游度假区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海岸带A级旅游景区百度关注度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百度检索量指标,运用空间分类、核密度、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中国海岸带A级旅游景区百度关注度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探索海岸带旅游景区网络软实力的差异及其与旅游景区实体建设的关系。结果表明：（1）整体呈现“双核并进”格局并在江浙沪形成“众星捧月”态势。低、较低关注度旅游景区占比高达95%且低值连绵分布状态明显,高关注度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在黄海北部和渤海湾。（2）空间关联类型以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仅以渤海湾和江浙沪为中心形成双核集聚态势。高低集聚数量少且主要在高高集聚区附近,体现出局部的极化效应。（3）与实体旅游经济对比,两者吻合度整体较高,但百度关注度下的集聚能力更强且局部核心区有明显收缩,反映网络空间的极化与倍增效应。与新冠肺炎疫情前相比,近期多数旅游景区进行网络化转型且注重运营水平的提升,渤海湾和长江入海口旅游景区表现突出,辽宁省东部与福建省次之,其他地区效应不明显。（4）从影响因素看,实体建设水平与短视频推广是核心影响因素,游客评价与舆论扩散的耦合效应有较大影响,而交通、通讯、区位等基础因子则作用不明显。     

农户乡村旅游从业角色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的意愿及从业角色选择是农户基于利益最大化做出的理性经济决策行为,了解脱贫地区农户的乡村旅游从业角色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新时期巩固旅游扶贫成果,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精准助力乡村振兴分类推进的重要议题。以贵州省茶园村为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农户微观视角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81.98%的农户希望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村域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能人带动和家庭经济实力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2）农户从业角色选择意愿强烈程度依次为农家乐经营者（41.75%）>被雇佣者（35.71%）>其他配套产业生产者（20.88%）>经营投资者（4.95%）;（3）各从业角色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差异显著,其中,资源禀赋是农家乐经营和其他配套产业从业角色选择的先决条件;家庭经济实力是农家乐经营和景区投资等经营角色选择的重要驱动力;乡村旅游服务岗位从业选择存在明显的就业路径依赖特性;而能人带动的作用出现分化,一方面对带动农户选择旅游服务就业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因竞争关系,对农户开展农家乐经营意愿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演化过程与机理分析——以海口龙鳞村为例

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在解释行动者的关联性以及行动者对发展路径生成与演化作用方面,具有较强契合性。文章基于上述两个理论视角,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海口龙鳞村这一较早开发的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的演化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龙鳞村生计路径经历了乡村旅游依托型向乡村旅游脱离型的演化过程。在区政府、村委会、合作社与村民等行动者征召下,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发展阶段的行动者网络逐步形成;然而,受规划不足、产品低端、观念落后、管理不当等因素影响,行动者异议增多并陆续退出行动者网络。在农业种植政策扶持的转换动力影响下,行动者重组形成新的行动者网络,该村迈入乡村旅游脱离型生计发展道路。从路径依赖理论角度审视,该村生计路径的演化机理可从政策性契机诱发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路径生成、行动者关系嵌入助推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路径创造、多维结构脱嵌使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路径陷入负向锁定、理性收益决策解锁推动乡村旅游脱离型生计路径发展4个层面解读。该研究突破了以往多着眼于旅游系统自身的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研究视域,能为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优化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生计路径探寻提供实践启示。     

我国旅游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对经营绩效的贡献度研究

文章基于14家旅游上市公司2001～2009年度的相关财务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旅游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并引入虚拟变量比较了酒店类、景区类、综合类旅游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对经营绩效的贡献度。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对经营绩效的贡献是显著的、正向的；无形资产对经营绩效的贡献度远高于固定资产；酒店类、景区类、综合类旅游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对经营绩效的贡献度具有显著差异；酒店类高于综合类和景区类；综合类高于景区类，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并结合实际分析原因，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旅游口号创意模式的尺度差异研究

旅游口号是传递目的地形象的有效工具，是旅游营销策划的关键内容。文章拓展了旅游口号创意模式的分类视角。从文字长度、短语结构、地名信息和诉求倾向等4个角度对省区、城市和景区等3种目的地尺度的116个旅游口号展开统计分析，研究发现：（1）总体上，8字长度（主要是“4＋4”形式）的标型口号比重最高，而目的地尺度越小，越倾向于使用长型口号模式来进行创意设计；（2）无论哪种目的地尺度，绝大多数短语类型的旅游口号均属于“偏正词组＋偏正词组”的组合方式，在创意设计上具有显著的目的地修饰导向；（3）超过半数的旅游口号采取了地名涵盖型的创意模式。相对城市和景区而言，省区目的地对地名信息的涵盖最为普遍；（4）立足资源属性型诉求倾向的创意模式在3种目的地旅游口号中均占有相对优势，景区尺度尤为突出。     

基才绩效差异的中国主要城市旅游发展阶段演化

从经营绩效角度对城市旅游发展的阶段及其演化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资源投入方式的优化和资源利用能力的提高。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在比较1995年、2000年和2005年58个中国主要城市规模收益不变和规模收益非增条件下旅游效率的基础上，总结了城市旅游发展阶段的3个特征：（1）3个时期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旅游发展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2）随着时间的演化，越来越多城市的旅游发展开始进入规模收益递减阶段；（3）在空间上，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的城市大多位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从我国城市旅游发展的阶段特征出发，认为区域经济不平衡性，并因此导致的城市旅游资源投入规模的差异是形成城市旅游绩效和发展阶段差异的根本原因。最后，文章讨论了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资源利用方式优化的途径。     

国家公园旅游发展对周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旅游发展是国家公园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与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的重要体现,周边社区居民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与旅游发展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一,其生活质量影响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黄山风景区门户社区居民调查数据,探讨了处于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和巩固阶段等不同旅游生命周期阶段的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及其成因。研究表明：（1）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差异显著,居民生活质量随社区旅游发展阶段演进而提升的现象具有滞后效应;（2）居民生计资本对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差异性;（3）随着社区旅游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处于主导地位。     

旅游景区分布约束下的四川旅游流齐夫(Zipf)结构发育特征

本文以四川省为例,首先分析了国家级旅游景区系统的空间扩张形态变化,结果显示该系统的空间扩张不是普通的均衡扩张,而是呈某种自相似特征的向外蔓延,其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分形性质.基于此,提出借用分形理论研究旅游景区系统空间分布结构的设想.受旅游景区的分布约束,利用与分形模型相关的齐夫(Zipf)定律研究旅游流的位序-规模结构,得到旅游流的地区规模分布服从齐夫(Zipf)法则,其演化发展经历了局部分形-单分形-退化为局部分形-双分形的过程,空间分布形态则由Pareto分布模式向对数正态分布模式转变.通过比较分析景区系统空间分形和旅游流齐夫(Zipf)结构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得到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说明旅游景区的分形演化对旅游流齐夫(Zipf)结构的形成及发育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两种结构的变化过程具有总体趋势的一致性,但在具体演化路径方面有不同步性,这主要源于除景区以外的其他要素干扰所造成.     

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权能发展研究——基于对云南傣族园和雨崩社区两种典型案例的调查

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问卷形式对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和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两种不同开发模式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经济、政治、心理、社会、制度和信息权能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不同开发模式的介入导致了权能建设的先后次序，也是居民认可总体呈现“高认可高趋向”、“中认可高反差”和“低认可低趋向”三个层次的直接原因；（2）社区旅游权能的实际效果存在结构性差异，旅游经济权能促进其他权能建设的推动力度有待增强；（3）社区旅游开发与社区整体发展是一个协同系统，权能建设的最终实现有待模式的适度调适。基于此，文章认为寻找合理的开发方式是促进旅游权能与社区整体权能建设的有效途径，并在体制机制、集约化开发、利益分配、建设能力等方面提出建议。把权能建设通过社会合力引入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分析之中，将为探索在社区参与中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重构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突破口，对推动旅游社区转型升级和新农村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以北京慕田峪长城为例

文章以慕田峪长城为案例,探讨了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与当地社区的关系.自1988年开始发展旅游以来,慕田峪长城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长城旅游景区.慕田峪村紧邻旅游区,村民也广泛参与到景区旅游发展当中.通过2008年12月对慕田峪景区经营小商铺的村民进行的问卷调查,文章评估了世界遗产地评定和旅游发展对当地的影响.同时,通过对慕田峪村管理人员的访谈,了解当地遗产保护、旅游管理和社区参与的现状.研究表明,受访者高度认可了世界遗产地评定对旅游和社区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旅游对社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然而,社区居民也逐渐认识到旅游对环境的一些负面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和社区参与关系的理解.     

传统滨海旅游目的地时空修复与价值重塑——基于秦皇岛阿那亚社区的案例研究

在以符号和审美为表征的后现代消费时代，游客需求从简单的观光游览向深层次、多元化的沉浸体验转变。我国传统滨海旅游目的地业态单一、产品创新不足，难以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由此引发了新一轮旅游目的地产业结构调整。文章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网络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综合方法，借助Harvey的时空修复理论对秦皇岛滨海旅游空间的迭代更新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阿那亚以“资本-空间”动态交互方式完成传统滨海旅游地时空修复，一方面资本通过对景观的嵌入式改造，催化了地理空间的价值延伸与再生产，另一方面空间以生产要素的形式进入生产体系参与资本的循环；（2）纵观时空修复过程可知，阿那亚通过空间赋能、社群运营与身份认同等实践方式重塑了人居环境，使传统滨海目的地转化为具有符号、秩序以及情感等多维价值面向的旅居共同体，共筑多元化社群的精神文化家园。随着旅居时代的到来，流于表面的观光游览也不再能满足游客的深层次需求，内容创新、服务联结与属地文化营造才是传统滨海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的关键。该研究旨在从时空修复与价值重塑的视角出发，对传统滨海旅游地发展转型展开探索性案例研究，为滨海旅游产品迭代与目的地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