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是与非——近年经济学家关于我国收入分配中税制问题的研究综述

近年我国政府不断加大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之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这引起了学术界高度关注,许多经济学家围绕收入分配中的税收负担、税制功能、税制作用以及税制改革进行了研究。关于税收负担,有税负偏重、税负适中和税负偏低的观点;关于税制功能,有的认为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有的则认为其作用远远不够;关于税制作用,大多认为现有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失灵,有的甚至认为存在逆向调节问题;关于税制改革,经济学家们主张通过结构性减税、优化税制结构和完善税收体系来实现税收对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     

城市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障碍；同时，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又是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因素，两互为因果。要实现城市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就必需协调处理好两关系。     

农村税费改革中的两大矛盾与化解

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是现实迫切的需要，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税费改革要实现突破。就必须化解税费改革中的两大矛盾，即农民税费负担减轻与乡镇政府行政事业费短缺的矛盾和农民税费负担中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只有深化改革，有效化解这两大矛盾，才能达到规范秩序、减轻负担、公平税负和促进发展。     

论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极化

收入分配极化有动态和静态、绝对和相对之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现实中国已存在收入分配极化，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具备极化形成的现实条件。承认极化不是容允极化，极化的消除离不开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不会自行消除极化，这需要政府的调控。我国现阶段应重点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以及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论我国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

近年来,在取消了农业税的基础上,农业补贴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但是,由于农业补贴力度仍然有限、补贴方式间接和配套制度缺失,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并不显著。要提高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就必须在综合国力和国家财力增强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改变补贴方式,变间接补贴为直接补贴,变生产补贴为收入补贴;取消对农业生产资料限价销售的价格补贴．让农资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形成市场化,改变农产品价格受抑制的状态,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实行有条件的支持。     

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

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剩余价值不能离开生产要素而产生.因此,并非只有劳动力才有获取剩余价值的合理性,其他要素都有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合理性,劳动、资本、土地等各种要素在获得工资、利息、地租等必要价值补偿后,都可依据其要素贡献份额分享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并不是因为其资本获得了剩余价值而遭非议,而是因资本剥夺了劳动力分享剩余价值的权利而遭非议,因此,判定分配制度的合理与否,关键看其要素红利是否与其要素贡献相符.     

贫困循环的表现、成因与治理

我国现阶段的贫困循环主要源于观念滞后、投资不足、人力资本缺乏和自然环境恶劣。要走出贫困循环,就必须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加大对贫困者救助。     

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原有均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已被打破，但是收入分配中又出现了极化状态，基尼系数已超过适度区间，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并正确认识，采取应对之策，使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适度区间，以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     

论减轻农民的隐性负担

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的显性负担大幅度减轻,然而农民的隐性负担并未因此减轻,政策外负担有增无减,教育与医疗负担不轻,＂剪刀差＂负担存在泛化。农民的隐性负担沉重,主要源于乡镇管理的体制缺陷、发展导向的城市偏向和商品要素的市场失灵。要减轻直至消除农民的隐性负担,必须深化乡镇体制改革,落实＂三农＂倾斜政策,完善商品要素市场。     

消费不足、分配差距与财税制度的完善

扩大消费需求是现阶段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现实中国的收入分配的极不均衡性，导致低收入者消费欲望强烈而消费能力不足，中高收入者消费能力充裕而消费欲望缺乏，整个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为了扩大消费需求，必须减轻企业的赋税负担，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促进城镇低收入者增加收入，通过多予少取的财税制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中等收入者消费的后顾之忧，完善税收制度以抑制中高收入者过度的财富积累偏好，从而激发中高收入者的消费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