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决策中的理性模型和政治模型——关于中国农地制度的案例研究

本以中国农村为背景，试图发展一种可以检验集体决策过程是理性模型还是政治模型的方法。这一检验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将集体决策与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相联系。本为两个模型推导出了不相容的假说，并用中国83个村庄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模型均未被拒绝，但在更高级的检验中，政治模型略胜一筹。这表明中国农村的真实决策过程可能是理性模型和政治模型的混合体。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若干问题研究

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为主题,介绍了我国户籍制度的沿革,指出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并指出我国城镇化道路的方向,认为我国应走"大集中、小分散"的城市化道路,并指出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冲突、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住房问题,廉租房不应该都由政府做、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全国性的耕地指标交易市场与教育问题等。     

中性政府:对转型期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解释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成功的三十年,中国的成功依赖于中国的中性政府。中性政府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追求的是增加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特定集团的利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政府可以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并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而且平等的社会更易于产生这样的政府。从实践来看,中国改革初期增长共识的形成、价格双轨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三个例子说明,当中国政府遇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时所采取的行动是中性政府的行动,即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是个别群体的利益。中国政府能够成为中性政府,主要原因是吸取1949-1978年间的历史教训、平等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整。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是独特的,但其核心经验仍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     

劳动力的大病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中国农村的研究

“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是中国农村不发达地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一旦农户中的劳动力因为受到大病冲击,自身的健康状况下降,而减少子女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就降低了子女未来的期望收入,从而在长期导致了整个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下降。本文的实证分析证明了发生在农户劳动力身上的大病冲击和其对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之间负向关系的存在,计量结果同时显示了只有发生在子女小学阶段的农户劳动力大病冲击对子女教育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导致全球失衡的根本

对全球失衡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各国不同的政府债务状况、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人口结构、不同的汇率制度、以增加外汇为目标的政府干预模式等。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路径：从金融部门的比较优势解释全球经济失衡。简单说，金融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会吸引金融资产流入，     

拿什么来规训民主——评《第四次革命——全球重建国家的竞赛》

中国通过系统性地培养官员,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而西方政府却在沉重的财政包袱和民粹主义的双重压力下举步维艰。中国的政府具有更长远眼光,更专注于长期经济发展,依托这个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功,因而成为其他新兴国家模仿的对象。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国家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很多政府领导人是经过长期历练才走上最高领导岗位的,敢于担当是他们最值得赞赏的品质。     

集体决策中的理性模型和政治模型-关于中国农地制度的案例研究

该文以中国农村为背景,试图发展一种可以检验集体决策过程是理性模型还是政治模型的方法.这一检验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将集体决策与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相联系.该文为两个模型推导出了不相容的假说,并用中国83个村庄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模型均未被拒绝,但在更高级的检验中,政治模型略胜一筹.这表明中国农村的真实决策过程可能是理性模型和政治模型的混合体.     

劳动力、人口和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数据证明,中国当前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缓慢增长,这些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种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根据人口转型和城市化发展步伐来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还将持续至2025年左右。     

广场协议25年后看日本经济

20世纪80年代,日本拥有巨额的经常项目盈余,承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广场协议25周年之际,反思这个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