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就的政治经济学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讨论哪些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促成了这个奇迹，较少涉及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变革这样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本文认为，三个因素决定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功，即中性的中央政府、地方分权和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体制。中性政府保证国家层面的决策不受利益集团的干扰，采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制度变革；地方分权给予地方官员强烈的发展动力；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体制保证地方官员执行中央的政策，抵消分权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三个因素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一个中美经济双赢方案

<正>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访华期间说:"我们将同升同降。"一语道破中美经贸关系的实质。但是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建议却是"脱钩"(decoupling)。对于左翼而言,中国为美国生产廉价产品,出卖劳动力,而美国则用阴谋(或阳谋)控制中国,所以中国应该和美国脱钩;对     

诊脉结构失衡

尽管我们基本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一些要素价格仍然被政府所控制。或受到政府干预。如果政府定价严重偏离要素的稀缺程度，就容易出现大问题。     

结构转型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本文旨在研究发展中经济体在结构转型中如何削弱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作用。本研究表明,结构转型抑制了工资水平和不可贸易品价格随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而上涨的幅度,从而削弱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我们用184个经济体1974～2004年的年度面板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农村人口比重越大,实际汇率随相对人均收入提高的幅度越小;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农村人口比重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削弱程度越强。我们的稳健性检验(包括对农村人口比重做内生化处理)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结论。     

内需为什么不足？

改变失衡格局的办法是减少出口，而减少出口的关键是增加内需；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民间的议论，甚或学者的建议，都是增加内需。但是，少有人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内需会出现不足？     

地方政府竞争和结构失衡

本文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对中国以低消费、高储蓄为特点的经济结构失衡提出了一个理论解释。在政治锦标赛的框架下,地方政府成为生产型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表现为更偏好于投资生产性的公共品,挤压其他非生产性但和民生福利紧密相关的支出项目。生产型政府一方面会加大自身部门的储蓄(投资)倾向,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性公共品对企业部门形成补贴,从而会进一步加大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以及企业部门的再投资倾向,最终导致低消费和高储蓄的经济结构。当国内储蓄率增长过快而国内投资因为金融抑制和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原因无法跟上时,国内就会形成净储蓄,即经常账户盈余。     

像博弈专家那样思考

假如你和你的同事各自从公司老板那里得到一个红包,里面的钱可能是500元、1000元、2000元、4000元、8000元或者16000元,你知道同事的红包里的钱要么是你的两倍,要么是你的一半。在你拿到了自己的红包,知道了红包里的钱数后．如果你的同事要求和你交换红包,你会愿意吗?     

沟通与交易

本文在交易中正式引入“沟通”这一概念 ,以便扩展现有的交易理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沟通作为交易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发挥两方面的作用 ,即帮助交易双方达成互利的法律合约以及使交易双方互相了解对方的不成文规则 ,从而帮助合同的执行。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沟通的描述性理论框架 ,并将沟通置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背景下 ,利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讨论沟通对达成合同的作用及其后果     

政府角色定位与企业改制的成败

由产权不清和政府寻租导致的企业家努力水平低下是造成乡镇企业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 ,企业改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但是 ,如果改制仅仅局限于所有权易手 ,不去触动地方政府事后寻租的权力基础 ,不形成对产权的有效保护 ,那么考虑到政府的事后寻租 ,企业家仍然不会提供高水平的努力。只有进行政府机构改革 ,使企业家确立政府不会事后寻租的信念 ,企业家的激励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本文通过构造一个两阶段不完全博弈信号传递模型 ,解释了造成改制后地区间经济绩效差异的原因 ,阐明了机构改革是政府传递改制决心、企业家识别政府类型的关键信号。而是否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则决定了改制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