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票市场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2000年1月4日至2001年1月2日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市场交易的股票为样本,借鉴Debondt和Thaler(1985)的研究方法,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反转趋势”,同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反转趋势的主要因素,发现影响我国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CAR反转的主要因素有形成期的CAR、换手率和公司资产规模。最后,作者从心理学和我国股票市场的制度背景探讨这种反转趋势的心理成因和制度成因。     

“民主化”改革与地区经济表现

依据Polity IV数据库数据,考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朝着西方价值标准“民主”的重大转变对其经济表现的影响。结果显示,没有证据支持“民主化”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相反,“民主化”改革引致国家治理能力下降,阻碍了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民主化”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主要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且激进的“民主化”改革和被殖民国家的“民主化”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更大。鉴于此,西方价值标准的民主既非一国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也非一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一国选择何种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体制应考虑自身的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等实际国情,而不是盲目推行西式“民主化”。     

共同富裕、贸易开放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本文利用2002-2018年期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来看,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经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是成立的。(2)贸易开放主要通过促进子代教育、职业向上流动显著提高代际收入流动,但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提高子代个人努力程度的两个机制作用不显著。(3)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男性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对女性子代的影响不显著,与此同时,还具有明显的“弱势群体”特点,显著提高了受教育水平较低子代、低收入家庭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助于这类子代跳出“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本文研究提示贸易开放提高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在继续提高贸易开放水平的同时,应进一步重视提高低收入家庭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关注女性子代的收入问题。     

房产税税率、房产税收入与房地产税制度设计

基于房产税税率对房产税收入影响理论,运用数理模型,依据沪渝两市自然数据,考量房产税税率变化对房产税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房产税税率对房产税收入具有重要影响.若提高上海市房产税税率,房产税增收效果更明显;若下调重庆市房产税税率,房产税增收效应更显著.鉴于此,未来房地产税立法改革思路:一是坚持房地产税税负不增加;二是平衡好房地产税立法与其他收费制度的关系;三是统筹税制改革的协同推进;四是兼顾房地产税的地方财政属性;五是谨慎推进.同时,应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地方财政原则、公平原则、确实原则、渐进原则和结构性调整原则.此外,在制度设计方面,纳税人的设计要体现财产税性质,征税范围要涵盖农村,课税对象要包括存量住房,税率要体现差异性,计税依据要由市场价格评估值确定,税收优惠要兼顾免税面积和特殊人群.     

基于博弈论的MAS决策支持系统结构研究

本文介绍了基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的MAS模型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决策支撑系统结构。本文所提出的决策支持系统结构能在序贯理性条件下,最大化集体效用。该结构适用于复杂环境,为解决两难决策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政府在都市工业发展中的政策选择

都市工业是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结合老工业基地改造以及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而提出的概念作用，其中以上海的实践最为丰富。政府在都市工业中应起到政策导向作用，其中包括推进国企改制，市场准入，培育小企业，规范市场秩序，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以及发挥服务协调功能等。     

市场调查中的不完全事后分层估计量

在使用多个分类变量对样本进行交叉事后分层时，经常面临边缘总值已知、格子总值未知的不完全事后分层问题。针对这一情况，给出两种估计量即搜索比率估计量和广义搜索比率估计量。     

关于价格监控的思考

住房、医药、教育是居民三大支出的重要方面，但其价格增幅过大。为了纠正市场自由竞争的缺陷，必须辅之以政府的宏观调控。监控过高物价能纠正市场缺陷，消除价格与使用价值两方面的商业欺诈，平衡天灾人祸引起的价格扭曲。监控过高价格的方法：公布指导价格，供买卖双方参考；加强管理，减少流通的中间环节，降低社会成本，抑制价格上涨；打击商业欺诈，维护正常竞争。     

湖南现代工程机械产业群发展环境分析

发展环境是产业群建立和发展的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SWOT分析，对湖南现代工程机械产业群的发展环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区分不同收入层次,启动农村消费

目前,消费不足是制约内需扩大和经济高效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在消费中,与城镇消费相比,农村消费严重滞后,因此刺激消费的重点在于启动农村消费。制约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然而针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影响其消费的各主要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应区分不同收入层次,施以不同对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