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极为特殊,主要表现在城市人口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外来人口(或农民工)集团。试图提出一个新的城市化模型解释中国城市化的这一特殊性,并为打通中国城市化推进的瓶颈、解决庞大外来人口集团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提供政策思路。以上海为例,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趋势、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居住、就业“生态”及其在社会生态金字塔中的“生态位”。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生存状态相对恶化,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城乡”差异呈扩大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已影响社会稳定。据提出的城市化新模型和对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的实证结论,从宏观角度提出了中国推进社会融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思路。     

FDI区位决策中的产业集聚因素--基于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实证研究

随着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产业集聚成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引进外资的最重要地区,FDI在这一地区内部的区位决策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本文采用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相关数据,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和逐步回归方法并结合怀特(White)异方差检验,经验性地证实了:21世纪初以来,长江三角洲各城市的工业企业销售产值、FDI自我积累的因果效应机制等表征产业集聚状况的因素已成为影响FDI在这一地区进行区位决策的最重要因素.     

区域和谐持续性发展与人才支撑复合系统协调性实证研究

梳理区域和谐持续性发展和人才支撑研究文献,基于系统理论构建区域和谐持续性发展与人才支撑复合系统,对复合系统理论作出假设和理论分析,研究复合系统的协调性。以山西和谐持续性发展为例,分析了复合系统的协调性,从人才支撑角度提出了实现山西和谐持续性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

以上海为例,对目前已迁聚城市并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及找工作的困难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推进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城市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和依据。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

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人口城市化呈不完全、非正规特征.以上海为例,主要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评价其目前的市民化水平,分析影响其市民化转变的主要因素,从一个侧面探讨和揭示中国不完全、非正规城市化发展的独特性、阶段性与规律性.目前中国城市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都已达到接近60%的较高水平.即使受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屏障,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仍然取得较大进展.     

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原因探讨——以广东省和上海市的比较为例

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对比分析了上海和广东省两个人口迁入中心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差异。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和集体经济活力等差异是造成广东省和上海市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同的主要原因。政府主导的投资有可能推动中国部分地区偏离劳动密集型技术路线,走上资金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产业道路。这种格局将违背中国的比较优势,不利于增加就业,不利于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收获2020年前的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年-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检验

利用了1978-2009年之间的碳排放量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城市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等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人口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内在机理和动态机制。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碳排量存在正的效应;而城市人口密度和城市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从长期来看对碳排量存在负的效应。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期望引起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视。     

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原因探讨——以广东省和上海市的比较为例

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 对比分析了上海和广东省两个人口迁入中心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差异。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和集体经济活力等差异是造成广东省和上海市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同的主要原因。政府主导的投资有可能推动中国部分地区偏离劳动密集型技术路线, 走上资金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产业道路。这种格局将违背中国的比较优势, 不利于增加就业, 不利于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收获2020年前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