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引导基金投后赋能与实体企业发展——来自被投企业的经验证据

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大、投资范围广，是我国引导社会资本服务实体企业的重要手段，然而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实体企业发展尚未有一致结论。本文以2009—2020年新三板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投后赋能促进被投企业发展。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显著提升了被投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提升主要通过投后赋能中的信号和资源机制，而非治理机制。拓展性分析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后，被投企业加大了人力和资本投入，但并未增加创新投入；政府引导基金的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更能提高被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地投资比本地投资更能提高被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单独投资和共同投资无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加强投后管理、提高资金在被投企业中的使用效率、改善投资方式等重要问题提供了思路，有助于提升政府引导基金运行效果，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刑法》修正案出台 资本市场治理再加力

背景材料: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正案"),并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本次刑法修改,是继证券法修改完成后涉及资本市场的又一项重大立法活动,表明了国家"零容忍"打击证券期货犯罪的坚定决心,对于切实提高证券违法成本、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推进注册制改革、保障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支持性政策实施路径研究——基于对辽宁省、河南省五地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我国农业服务型规模经营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自2017年起，中央财政通过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引导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型。本文调查总结了辽宁省、河南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发现项目在支持两省农业生产转型、增收减损、农民就地创业等方面效果明显。为更好地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应从关键环节和弱势对象入手增加项目实施的灵活性，加大项目支持规模，并强化行业标准，科学应用数据监测平台构建网络化治理机制，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桥梁，引导小农户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实现有机衔接。     

湖南省专精特新工作推进现状及建议

我国作为制造大国，具备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中小企业作为制造业产业链中的重要参与者，是我国科技创新的内生力量，坚持走“专精特新”之路是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方向，有助于促进大中小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链“七条链”全面融通^[1],对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解决“卡脖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韧性，实现制造强国战略。     

从“灯塔工厂”看杭州制造业如何高质量发展

杭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新制造业”“数字经济”双轮驱动,必须要积极创建“灯塔工厂”“灯塔工厂”是“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工业4.0”的示范者,是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尖端技术应用整合方面卓有成效的工厂,比普通工厂效益高出20%~50%,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     

全国大市场中贸易流量的省际行政边界效应——来自地级市增值税发票的证据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行政边界效应则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地级市间增值税发票计算的城市间贸易流量数据，在因果推断框架下对我国省际行政边界效应进行了估计和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省际行政边界效应平均约为4.45倍，即省内相对贸易份额约为省际相对贸易份额的4.45倍。这个结果明显小于欧盟内部的国家间的行政边界效应。中我国东中西部的省际行政边界效应逐次递增，并且相比于商品市场，劳务、服务等要素市场的边界效应更大。本文也用现有文献的主流方法进行了估计，并与文献中已有的估计结果对比。本文采用的数据和估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使用省际贸易流量数据和引力模型估计可能存在的偏误，有助于科学评价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成效。     

保时捷收购大众失败的原因及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并购作为企业扩大规模以及提升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手段，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但并购在提升企业自身实力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风险，若企业对并购风险控制不力，不仅会导致并购失败，还会损害企业自身利益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通过分析保时捷收购大众失败的原因，得出企业在并购时应量力而行，避免采用高杠杆并购，积极拓宽融资渠道，科学规划融资结构，且应建立完善的职业经理人管控机制，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常态化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给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全新挑战，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抑制性更强。对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进口中间品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介变量，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随着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效应呈现出反向变化趋势。为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抑制效应，需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施差异化激励政策，提高企业增值能力。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融通创新?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方向和指引，但面对融通创新这一新的创新范式，其作用效果及机理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两个不同层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融通创新分别存在倒U型和正向影响；相较于中小企业，大企业更能促进企业融通创新。作用机制表明，底层技术运用通过影响经营风险、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于企业融通创新，技术实践应用则通过提升动态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于企业融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越“凸”,而技术实践应用的促进作用将受到抑制。本文探索了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因素，并为政府制定推进企业融通创新、发挥数字化转型赋能作用的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