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的汇率驱动效应及中国实践的耦合性解释

汇率作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重要的调节变量,能够凭借价格信号的传递作用实现对产业结构的充分调整。汇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驱动作用主要是源于替代效应、分配效应、收入效应、预期效应和财富效应等的强大合力。通过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考察,汇率变动的运行轨迹也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很强的解释作用。     

城乡预防保健服务需求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跨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2004-2006年间城乡预防保健服务需求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以此提出缩小城乡之间与城乡内部预防保健服务差异的政策建议。考虑样本选择性与医疗保险内生性问题,运用probit估计方法,发现城乡居民的预防保健服务需求存在显著差异,但两者差距呈缩小态势;同时,相较于农村内部,城市内部差异更趋于扩大。影响居民的预防保健服务的需求因素中,除预防保健服务费用是否由医疗保险支付这一因素外,在农村主要是供给方因素,如农村的医疗资源供给水平,在城市主要是需求方因素,如个人收入。     

中国国家间道义思想探本溯源——基于先秦诸子国家间道义思想的对比分析

中国先秦时期的国家间道义思想具有整体性特征,其内在逻辑基点和现实支持即是人性中的道德。它有两个理论支点:一是国家间道义与国家利益具有统一性;二是国家间道义有助于形成国际权威。先秦国家间道义思想主张将国家间道义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考虑因素,认为符合道义应该成为国家对外行为的最高追求,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国家利益。先秦诸子(韩非子除外)均认为,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应遵循道之以德,不以强凌弱;和睦相处,不以战争方式扩大国家利益的原则;孔子、荀子和管子还强调遵循言而有信、讲求国际诚信的原则;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以及遵守国际规范的原则。先秦诸子普遍认为,具备坚实的道义基础是一个国家成功崛起的必备条件。先秦国家间道义思想与西方主流国际道义思想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承认道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的作用,其不同点在于:前者将道义视为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考虑因素,后者则将道义因素虚拟化处理。以孔子和老子等为代表的先秦杰出思想家,其思想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动态收敛研究

文章以长三角地区60个县（不包括区）1998—2009年间的人均GDP数据为基础,首先采用标准差系数和锡尔系数分析该地区内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水平现状,然后根据经济增长收敛理论进一步对其动态收敛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差异在1998—2009年间逐渐增大,并且基本不存在动态收敛的趋势,仅部分地区内县域经济存在俱乐部收敛。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初步的政策建议。     

FDI、技术势能与国内投资的挤出(入)效应——来自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技术势能"假说,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这种"技术势能"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国内投资的挤入(出)效应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FD I对高技术企业国内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规模增加越快挤入效应越明显;"技术势能"的扩大对国内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在2002年前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在"技术势能"三个组成中,规模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率的差距抑制了FD I的挤入效应;国内企业的TFP水平对国内投资具有正效应,外资企业TFP水平提升对国内投资具有抑制作用;FD I的进入首先对大型企业投资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正在逐步减弱;挤入效应并没有显著倾向于国有企业;潜在市场规模对资本挤入的影响为正。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R&D溢出

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国际R&D溢出的两个重要渠道,而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国际贸易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运用中国1985～2008年的经济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R&D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结论显示:(1)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R&D溢出渠道均能显著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R&D溢出渠道是中国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2)知识产权保护的直接效应不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3)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研发的协同效应显著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知识产权保护与进口贸易和FDI溢出渠道的协同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     

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分析——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对象

论文从跨国公司在华创新活动的投入与产出情况的对比和分析考察创新活动的效益,以外商投资企业的研究开发与创新模式行为的相关数据为分析对象,从总量特征与结构特征等多个层面对企业创新的绩效与发展模式特征作深入的定量描述。论文认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中创新要素投入与产出呈现高低互见的多种特征,即绝对规模较大的总投入与较低水平的研发强度,较高的创新市场价值与较低的科技创新成果并存。而在创新模式上,表现出重技术引进轻技术改造的模式。     

中国对外双边贸易均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与114国的相关面板数据

对外双边贸易失衡已严重制约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本文在回顾与评析贸易均衡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与114国在1995～2008年间的双边贸易面板数据,应用修正后的Zakir和Ismail(2010)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对外双边贸易均衡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伙伴国与中国的相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加权距离增加将恶化中国贸易收支状况;伙伴国与中国的相对实际人均收入和双边实际汇率增加会改善中方贸易收支状况。据此,本文提出中国平衡对外双边贸易收支的地区与国别政策。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验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密切的贸易联系也会显著地促进中国的投资,然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建设却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不会显著地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西部小额信贷机构效率分析——16个样本比较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点扶贫地区,小额信贷机构的扶贫作用显而易见。小额信贷机构运行状况关系扶贫事业大局,也关系机构生存大计,研究小额信贷机构效率及影响因素很有必要。利用西部四省小额信贷机构的数据,运用投入导向型DEA模型分析其效率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西部四省小额信贷机构效率低下的影响因素;青海省小额信贷机构效率最高,甘肃省小额信贷机构效率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