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区际溢出与我国环境污染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FDI和我国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投向污染密集产业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环境。说明FDI的流入在为我国带来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区际溢出,存在"污染天堂"现象。同时,由于FDI主要流入我国东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也存在环境污染的区域溢出效应,提高了全国的环境污染数量。     

我国不同制造行业利用外资质量的评估与比较

笔者选择13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9个制造行业利用外资的质量进行系统地评估与比较,结果发现,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质量较高,资源密集型行业利用外资质量较低,劳动密集型行业利用外资质量没有明显的特征。通过因子载荷和利用外资质量内部结构分析发现,外资的数量贡献对利用外资质量具有决定作用,外资的制度贡献和技术管理贡献对利用外资质量也具有重要作用,外资的经济质量贡献的作用不明显。因此,可以认定制造行业利用外资模式是数量型而非质量型,即利用外资质量总体水平低。行业利用外资水平是利用外资质量的决定因素。外资企业的技术控制降低了生产本地化程度,是利用外资质量低的根本原因。     

中国银行业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在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价银行业的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早期针对个体样本的技术性TFP增长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并分解加总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对我国银行业以及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及来源进行有效评价。结果显示,研究期间,我国银行业的结构性TFP增长表现良好,其中,整体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进一步分解发现,制度创新改善和加总的个体技术进步推动了银行业结构性TFP增长。在整体效率变化方面,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和结构效率变化都有待提高,其中,范围效率变化是抑制结构效率改善的主要因素。考虑不同类型银行,制度创新变化对所有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都影响显著,加总的个体技术变化对股份制和地区性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贡献更突出;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结构效率变化、范围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作用有限。     

珠三角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前,国内关于珠三角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不足。 故研究采用 1998-2019 年新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珠三角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结论,文章对珠三角区域物流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自贸区背景下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研究

自贸区背景新形势下给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带来了重大机遇。文章从金融组织体系构建、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智库建设、金融环境营造、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健全以及金融风险防范七大角度入手,提出新形势下如何构建适应粤港澳金融深入合作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粤、港、澳三地金融合作的纵深发展提供指引,使粤、港、澳三地在优势互补与良性互动中实现双赢。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产生机制：经验观察与理论分析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而合作社理事长的行为对合作社发展至关重要,不同类型的理事长会带来差异化的合作绩效。本文结合田野调查与理论分析,探讨了合作社理事长的产生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产生涉及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两个维度,企业家才能和政治身份是这两个维度的具体体现;两个维度的不同占比及其组合会衍生出四种合作社组织模式,每种模式对应一种理事长发挥作用的方式;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组织模式会发生动态演进。研究启示:中国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政治色彩鲜明,将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运行过程。     

为什么中国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趋于分化?——基于住房价格的视角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背后的人力资本分布不平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十几年的中国城市发展中，劳动力技能结构差异（以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不仅在静态上呈现巨大差异，在动态上也表现出日益分化的态势。而对其分化的成因，已有文献还缺乏深入的讨论。本文基于住房价格的视角，探讨中国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为何趋于分化。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升显著推高了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水平，其中的机制主要来源于不同技能劳动力对高房价的偏好差异：高技能劳动力更偏好高房价；当进一步控制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后，城市劳动力对高房价的偏好显著下降。因此，中国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分化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城市资源分配和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城市房价的分化上涨是不平衡发展的一个典型表象，而这一表象背后的城市公共资源分配差异带来的劳动力技能结构分化才是需要政策层面予以关注的。     

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与经济利润

传统宏观经济增长的分解框架仅仅关注微观的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无法识别要素层面的这两种效应以及两种要素的经济利润。为此，文章借助一个新的基于要素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框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以及经济利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是其产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结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以及不同地区均适用。中国工业企业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2）企业自身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增进效应贡献最大，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抑制效应大小来看，其抑制作用抵消了企业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具体到资源配置效率程度大小来看，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年均恶化程度至少是劳动配置效率的两倍，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微弱。（3）就要素获取的经济利润份额来看，资本占优，高达3.2%，资本利润是劳动利润的至少四倍，劳动利润的上升极为有限。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中东部地区企业获取了更大的资本利润，而外资获得了更多的劳动利润，体现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战略取向。东部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说明其反哺中西部地区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