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财富基金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

针对主权财富基金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问题,提出从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对值得入股的国内企业进行选择。首先论述了主权财富基金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进行行业选择的思路,分析了我国主权财富基金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战略,进一步确定了行业组合的优先次序;然后针对所选行业中的国内上市公司,运用DEA模型对其进行了效率评价,最终确定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内企业选择。     

我国省域饭店业经营绩效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1994-2008年中国大陆各省市区星级饭店统计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数法,分析各省市饭店业经营绩效时空演变特征和形成机理,认为宏观经济环境、旅游业发展以及企业规模等因素与饭店业经营绩效正相关,但在影响程度上表现出不同的显著性和区域差异性;危机事件与饭店经营绩效主要呈负相关,但又表现出影响时效的短暂性和范围的局地性。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规划中的土地利用问题浅析——以富源县水族旅游文化区为例

开发旅游业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旅游规划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重要一步,应该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业转型、提高土地附加值、提供政策保障体系等三个方面来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规划中土地利用的问题。     

权力与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一直忽视对权力的研究,从而导致对现实世界科学分析的困乏。权力是资源的控制力,因而它影响着市场的运行,决定着制度的供给,同时也是生产函数中要素合力形成的核心力量,因此,权力改变着经济增长的方向。     

建设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探索

探索和创新旅游政策是加快旅游产业发展,促进旅游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为了探索解决当前中国旅游政策的一些共性问题,云南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并在旅游综合配套政策的探索和创新方面走在了全国最前沿。在中国旅游政策问题的基本判断基础上,分析了旅游政策探索的理论基础,并从7个方面阐述了云南省主要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探索框架。     

国际视角下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改革的若干启示

发达国家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历时较长,在住房法规体系、保障目标、补贴模式、控租方式、税收优惠、建房规划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共识。本文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紧贴我国现实,认为目前住房保障制度应着重从建立住房基本法、圈定政府保障责任范畴与保障对象、确定衡量保障对象住房负担力指标、编制科学合理的住房发展计划、正确选择保障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以促进住房保障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     

当前“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对策

2011年春节过后,＂民工荒＂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民工荒＂不仅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劳务需求省份,也扩展到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文章从劳动力市场、产业转型升级、农民工的自身选择等角度,对＂民工荒＂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解决＂民工荒＂问题的相关对策。     

引致需求、路网密度与中国道路运输业营运绩效评价——基于DEA模型与面板Tobit的两阶段分析

本文基于产出导向的BCC-DEA模型对中国道路运输业在2000-2009年期间的营运效率进行了测算,并采用受限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检验了各种外部环境因素对于道路运输业营运效率的影响;此外,还结合基于非参数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道路运输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动态评价。实证结果显示,纯技术效率较低是中国道路运输业营运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而且突发性外部环境冲击是道路运输业营运效率出现较大幅度波动的重要因素;样本期间内道路运输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道路运输业较为明显的技术进步;单位面积生产总值等引致需求因素以及公铁基础设施等路网密度因素,均是影响道路运输业营运效率的重要因素。     

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的返任职业发展研究

外派人员的成功外派经验对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发展战略和进行海外扩张至关重要,然而外派人员结束海外外派任务返回母公司后却离职现象严重,究其原因,大部分跨国公司没有为外派人员提供合适的职业指导和职业发展规划,外派人员很难再次融入母公司的文化氛围,出现了逆文化休克现象,导致外派人员的职业发展停滞的“高原”时期。外派人员的大量流失,为跨国公司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跨国公司也面临着人力资源管理的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对职业发展的有关理论进行系统性的概括和提炼,从多维角度,对外派人员的职业发展问题进行系统地理论分析和归纳,结合外派人员的职业发展特点。对影响外派人员职业发展的个人因素、组织因素、环境因素和机遇因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跨国公司与外派人员双赢的职业发展模式。     

凯恩斯经济学的反思:全球金融危机视角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危机必然性的证明和国家干预的系统分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实质上仍然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但政策选择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将促使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加速融合,并会对未来国家干预的方式和重点会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