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财政支持对策与思考——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受到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成本增高、终端市场受限、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等发展瓶颈制约问题.如果这些困难和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严重影响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和阻碍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要以降税减费为主攻方向,减轻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压力,帮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课题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提出财政部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1234"工作思路和对策措施,积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强起来、发展质量高起来、发展速度快起来,为达州加快实现"两个定位"和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做出积极贡献.     

疫情之下增强财政免疫力的思考

应对疫情的财政政策对财政自身的收支平衡产生很大的冲击,这更凸显了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本文认为,财政制度建设需要建立在以下六个认识基础上:国家需要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财力;税收成本一般低于其他形式财政收入;税收第一位功能是筹集财政收入,而不是其他;通过国有企业支撑财政不是长久之计;提高财政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审查是财政提质增效的最好办法;财政改革最终落脚到现代治理观念和方式的变革。     

应对疫情冲击的财税政策建议

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就是提供满足公共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公共卫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财政需要在支持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深入系统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进一步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恢复生产,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经济发展中的地方官员行为研究——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视角

本文同时考虑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腐败三个因素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进而构建了理论模型。从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在基本模型中,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的偏好程度越高,则其努力程度越高、腐败程度越低。而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官员的努力也越高,但对腐败水平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在进一步假设腐败会被惩罚的拓展模型中,基本模型的大部分结论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分权程度的对努力的影响也变得不确定了。除此之外,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对官员腐败惩罚的力度和对官员腐败的惩罚准确程度的影响,相关命题表明,如果对官员腐败惩罚的越严厉,并且对官员腐败的惩罚越准确,官员努力水平和官员腐败程度都会变低。通过对研究结论的分析,我们还对以往文献的结果进行了重新解释。     

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来自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消费者最优消费路径选择的基本框架下,构建了一个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GMM方法对该结论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在通过多工具变量克服变量内生性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0.1367%;进一步的因素分解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平均贡献度为8.72%,且有逐年增大的趋势。此外,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东部地区。     

财政赤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本文在概括性描述我国金融发展的典型事实并重新构造度量指标的基础上,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我国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证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对我国金融发展有显著的作用,其中财政赤字对经济货币化指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重新构造的金融相关比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以股票资产交易额衡量的资本市场发展指标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而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显著,政府的扩张性支出行为驱动的金融发展即通过提高资本积累而不是资本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不容乐观的。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和创新公共融资模式。     

“省直管县”改革会损害地级市的利益吗?

我国多个地区正在探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目前的最大顾虑是改革是否会损害地级市的利益?本文利用1999—2008年我国地级市数据,通过系统GMM估计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强县扩权"提高了城市财政收入,抑制了城市财政支出增长;财政"省直管县"的作用则恰好相反。"强县扩权"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不利于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财政"省直管县"虽然降低了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却提高了第三产业比重。两项改革措施都抑制了城市规模的扩大,但有利于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断定"省直管县"改革一定会有损地级市的利益、阻碍城市化的进程,应深入地研究各项改革措施的利弊得失,做到综合运用、扬长避短。     

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农民工公共服务权利的缺失

农民工权利的保证包括诸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权利的获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政府,但目前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现状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地方政府在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上缺乏主动性、积极性。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公共卫生支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公共卫生支出属于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合理界定公共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使用31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城市化程度与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机构及人员的膨胀程度与政府公共卫生支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财政分权也只是对公共卫生支出产生很小的正面影响。     

Monetary–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 and fiscal stimulus

Increas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trigger substitution effects—both inter- and intra-temporal—and a wealth effect. The ultimate impacts on the economy hinge on current and expected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behavior. Studies that impose active monetary policy and passive fiscal policy typically find that government consumption crowds out private consumption: higher future taxes create a strong negative wealth effect, while the active monetary response increases the real interest rate. This paper estimates Markov-switching policy rul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nds that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fluctuate between active and passive behavior. When the estimated joint policy process is imposed on a conventional new Keynesian model, government spending generates positive consumption multipliers in some policy regimes and in simulated data in which all policy regimes are realized. The paper reports the model's predictions of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s implied path for government spending under alternative monetary–fiscal policy combin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