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双环节联动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

通过构建CGE模型,本文提出了数字金融影响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两大环节”“三个机理”的观点。其中,“两大环节”指传导要经历短期利率影响长期利率,长期利率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两大环节;“三个机理”指数字金融通过影响利率预期期限结构、企业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及企业的信贷配给状况,进而作用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三个机制。研究发现：一是数字金融通过“两大环节”强化了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传导效果;二是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利率期限结构预期假说的成立,显著减弱了金融市场摩擦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传统金融而言,数字金融对利率渠道传导具有独立的效应,说明数字金融对降低金融市场摩擦具有独立功能,但数字金融的不同特征对其作用的发挥显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数字技术和市场化制度改革需协调推进等政策建议,为实现“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健全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机制提供了经验参考。     

父母子女信息摩擦对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

本文在一个信息不完备的视角下分析了父母与子女信息摩擦及父母认识偏差和儿童自我认识偏差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的信息摩擦显著降低了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自我认识偏差的影响大于父母认识偏差。机制分析表明，父母认识偏差减少了陪伴子女的时间和教育物质投入；儿童自我认识偏差减少了他们用于学习和做家务的时间并增加了娱乐时间。本文研究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即使对于部分富裕家庭的父母，他们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仍然偏离最优水平。     

过度教育的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得益于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的改进、微观调查数据的可得性提高、管理学与应用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方法的引入，过度教育的经济学研究已经从新古典理论框架下个体偏好一致性、市场无摩擦的静态模型，逐步向区分个体偏好异质性、行业动态变化的局部均衡模型转变。本文力图归纳过度教育的动态测度方法、经济学解释、影响过度教育的重要因素，以及过度教育对劳动者个人收入、企业生产效率、健康、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最后，本文围绕该领域可供拓展和改进的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了阐述，以期为全面把握过度教育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中美贸易战动机及应对策略

中美经贸摩擦由来已久,美国针对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的产品目录在不断增加。自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国家之间最大规模的双边“贸易战”,绝非单一因素推动,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中美两国经济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等性,决定了中美经贸摩擦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中美经贸摩擦因素,维护两国经贸健康发展。     

服务业“引进来”是否促进了制造业“走出去”——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的分析

服务业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为培育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提供了新契机。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构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指数，从上下游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上游服务业“引进来”对下游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游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通过产业关联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提升和投资规模的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结合服务业所具备的知识密集与信息沟通特性进行的机制分析显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不仅能通过引进与创新相关的高级生产要素促进下游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技术优势，还能凭借外资服务部门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天然网络联系有效缓解下游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信息摩擦，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信息优势。异质性分析显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的投资促进效应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进程中的国际投资效应，对促进中国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和优化国际化战略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金融能否平抑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内生技术进步与双重金融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综合考察在经济衰退期和经济繁荣期，数字金融能否起到“经济稳定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发挥“经济稳定器”效用，平抑经济波动。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数字金融的作用机制不同。在经济衰退期，部门间金融摩擦缓解效应发挥主要作用；在经济繁荣期，部门内竞争加剧效应发挥主要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数字金融发展初期，技术迭代引发金融创新的速度超出市场自我调节的承受范围，可能会引发经济不合理增长，加剧经济波动。因此，金融监管部门既要鼓励数字金融充分发展，发挥其稳定经济运行的积极作用，又要加强行业监控，防范数字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稳外资”: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不可忽视因素，而加快促进外资新企业进入是实现制造业“稳外资”的重要目标。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在利用工商注册数据对外资活动进行准确测度的基础上，文章试图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外资新企业进入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程度与其面临的贸易风险敞口相关；贸易政策不确定通过实物期权效应与制度摩擦效应，降低中国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数量与规模；(2)当外资企业所处行业的资产可逆性较小或契约密集度较大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合资型、研发型外资新企业进入的影响较小；(4)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升与地方营商环境改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抑制作用将会显著弱化。文章结论将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实现中国制造业“稳外资”目标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