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的倍加红利分析

环境的恶化不但直接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而且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运用税收手段保护环境，是十分必要的。在实践中，我们应该重视发挥环境税的倍加红利作用，利用环境税刺激外部经济，减轻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所承受的税收负担。     

县级人行内审机制缺陷及解决建议

一、基层人行内审机制存在的缺陷 1．管理体制“双重化”，职能难体现。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工作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工作制度》规定基层内部审计部门一方面向同级行长负责，另一方面向上级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在这种双重管理体制下，内部审计人员本身的提拔、晋级、加薪和工资福利待遇切身利益与本行利益息息相关，从局部到利益出发，内部审计工作往往受到本行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的干预，内部审计效益与全行整体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使内部审计独立审计的原则难以得到体现。     

对农发行拓展城区信贷业务的思考

农发行二级分行全面实现业务直营以来,兼具了经营和管理的双重职能。如何从城区业务发展的实际出发,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着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稳定老客户、开发新客户、抓住优质客户,在支持企业更快更好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一、农发行城     

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标准的差异分析及国际趋同的思考

本文从我国B股上市公司、金融类上市公司双重审计的制度背景出发 ,以B股和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中的双重审计差异为基础 ,对我国会计标准和国际会计标准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对存在的差异做出了分析与评价 ,并提供了有关的政策建议。     

强化政策性银行在调节经济中的政策传导作用

政策性银行是政府设立的金融机构，是按政府宏观调控意图以金融业务方式在某些领域从事政策性融资的、兼具财政和金融双重职能的特殊机构，是连接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在政府调节经济过程中具有政策传导功能。在我国当前既要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又要逐渐减轻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程度，既要避免“越位”，又要避免“缺位”的经济背景条件下，应发挥政策性银行特有的桥梁和传导作用，以实现政府在市场上应有的作为。     

“营改增”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研究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测算2011-2015年我国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并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营改增”对地方征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将地方税（营业税）变为共享税（增值税）,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改革对税收努力的冲击受经济发展水平、转移支付额度和税收返还的影响,获取转移支付收入和税收返还越多的地区税收努力下降速度越快。后“营改增”时期,如何提高税收效率,缓解地方财政收入对转移支付和债务收入的依赖性,是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完善财税收入体系的重要问题。     

无现金社会的演进、动因及展望

随着货币形态由有形实物向无形符号演进,人类社会正在逐渐迈向无现金生活方式。广义来讲,无现金社会反映了现金交易在社会交易中比重逐渐降低的动态过程,其发展受到了自上而下的现代政府治理和自下而上的金融科技发展的双重驱动,也面临着用户信息安全、数字鸿沟、数据寡头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展望未来,去现金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消灭现金,人类社会有可能进入相对的轻现金社会,而非绝对的无现金社会。     

新环保法实施增大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吗？——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了新环保法实施这一外生性事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新环保法实施后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有所增加,但结果并不显著。进一步探究其原因,发现除新环保法影响可能存在的时滞性特征以外,企业并没有在新环保法实施环境下对企业的资本结构、治理结构和激励方案等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大方面做出及时调整,导致环保法的强制性作用无法快速、有效地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     

独立董事的有效性分析——基于双重代理成本视角

文章选用2007年至2013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以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成长机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为控制变量,研究独立董事人数、独立董事规模占董事会规模比例对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人数对两类代理成本在统计上均不显著,独立董事规模占董事会规模比例对第一类代理成本在统计上不显著,独立董事规模占董事会规模比例对第二类代理成本在统计上显著,但符号却是正号。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影响了民营企业负债融资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以《物权法》出台为标志的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如何影响企业负债融资。实证结果表明,《物权法》出台之后,与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相比,固定资产所占比例较低企业的流动性负债和总负债都增长得更快。进一步研究发现:(1)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流动性负债的提升效应主要由商业信用增加驱动,企业短期借款没有显著变化;(2)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长期负债产生了显著的滞后增长效应,其作用机理在于,法律改革通过推动商业信用这一非正规金融工具快速发展来撬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对企业的长期放贷。本文基于中国新兴转轨经济实践的经验研究,识别出法律影响金融的因果关系,并厘清了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产生的经济效应及作用机理,为"法与金融"领域提供了新证据,对进一步完善法律以有效促进金融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