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城镇反贫困与第一供给的优化

在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与产品、劳务供给相比,就业供给是第一供给,而产品、劳务供给则是第二供给。在中国目前的城镇贫困人口中,职工失业型贫困已成为主体。中国的城镇反贫困,除抓好城镇贫困群体的生活保障外,重视就业供给的治理,即第一供给的优化是中国城镇反贫困的基点选择。     

重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反贫困效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拉开了区域经济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十六大后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程中 ,如何提高反贫困效率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贫困地区只能走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非常规发展道路才能缩小区域差距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扶贫产品的公私属性分析及我国反贫困政策设计

<正>一、我国主要扶贫产品介绍1·着眼于个人基本保障的扶贫项目。建立贫困地区人民生活基本保障制度不仅是反贫困的一项基础性制度,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以下项目:一是贫困性社会救助制度,它是     

民族地区金融反贫困中的资本整合、文化融合与体制磨合:新疆案例

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的基础是民生建设,民生建设的基础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有效消除贫困,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消除贫困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建立系统的农村金融反贫困政策框架,并用制度化的手段保障金融反贫困的推进.本文基于对新疆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和五家渠市经济发展的实地调研,运用大量第一手数据分析了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带来的东西部资本整、文化融合和体制磨合,探讨了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并针对民旋地区金融反贫困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村反贫困“体”“用”合一新论

反贫困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阿玛蒂亚·森将贫困定义为能力不足而不是收人低下.沿着阿玛蒂亚·森的思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倦的国情,本文提出"农特反贫困应以社区为‘体',以发展社区能力为‘用'"的农村反贫困新思路.认为农村反贫困攻坚工作应从农村社区层面入手,坚持"授之以渔",以"输血"带动"造血",以发展农村社区能力为根本,建构政府主导、村民自治、社会支持和市场调节的立体化反贫困体系,以形成能力型的农村反贫困杌制,走以内源式脱贫发展道路.     

国内外反贫困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反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持续关注的一个难题。借助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以中国知网和WOS数据库中近21年收录的4 763篇有关反贫困的研究文献为分析对象，从时间分布、高产出研究学者和学术机构、研究热点、研究趋势等方面对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对比。研究发现，国内反贫困研究文献较国外少，并且国内学者之间的认可度较低、研究机构学术合作网络较为松散；在研究热点方面，中文研究者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法，以某一贫困地区为调查研究对象，针对性探讨其反贫困举措，较少探索普适性理论，外文研究者更加偏重以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反贫困措施，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研究趋势方面，中文文献多以政策为导向，外文文献更偏向理论产出为导向。     

脱贫攻坚中的“金融力量”——2020年第4、8期封面回眸

2020年11月23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随着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22个省份832个贫困县全部"清零"。1650万、1232万、1442万、1240万、1289万、1386万、1109万、551万……2013年至2020年,每年的减贫人数示意着,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反贫困斗争。经过8年持续奋斗,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相当于平均每分钟就有20多人摘掉贫困的帽子。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本刊一直致力于浓墨重彩地做好脱贫攻坚宣传,讲好金融扶贫的故事。     

扶贫的企业力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扶贫效果的证据

随着扶贫攻坚进入新时期,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攻坚面临诸多约束与局限,亟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力量共同参与。为回答企业的扶贫参与是否有效,以及地区差异对其是否有影响,本文利用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所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对企业扶贫参与的效果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西部地区的企业、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企业以及规模大、经营业绩好的企业更倾向于参与扶贫攻坚;(2)企业的扶贫参与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且在欠发达地区,企业参与扶贫的效果更好。这表明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响应了国家精准扶贫的号召,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确实有助于巩固脱贫成果,实现欠发达地区的脱贫。本文基于企业参与扶贫的视角,拓展了扶贫攻坚另一参与主体——社会力量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丰富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社会效益的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