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抛补利率平价偏移、汇率波动与政府杠杆率北大核心CSSCI

在全球不确定性不断提高、汇率波动区间持续走阔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地区)政府的平均杠杆率也在逐年上升。债务问题又重新走进人们视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基于158个国家和地区1980—2020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验证汇率波动对政府杠杆率的影响效果,并通过在一般政府债务分析框架中引入偏移的非抛补利率平价条件给予解释。实证结果表明:汇率波动与政府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该结论在更换指标、分样本回归以及引入工具变量后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汇率波动影响政府杠杆率具有负向的调节效应,资本管制则存在门限效应。本研究为我国稳增长、稳杠杆提供了有益启示。     

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去杠杆效应——来自国有企业隶属关系变更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积极的去杠杆效果。文章基于组织结构模型和工业企业数据,探讨了国有企业监管体制这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所具有的去杠杆效应。研究发现,以隶属关系变更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监管授权与其杠杆率之间呈现负向关系。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这一结果依然成立。这缘于监管授权对以内部决策分权为代表的微观组织结构的正向影响,这一中介效应对国有企业杠杆率的解释程度超过30%。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企业内部较低的纵向沟通成本会弱化监管授权对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影响,而所隶属政府面临的稳增长压力则会增强这种影响。因此,不仅要从宏观上多措并举持续优化改革措施,更要从微观上监测由此可能引起的组织结构变化,逐步形成宏微观统一且相互衔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框架。     

稳增长和防风险双重目标下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测度

居民部门杠杆率是宏观杠杆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都有显著影响，在我国稳增长、防风险的背景下，测度其最优杠杆率水平十分必要。本文对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以及金融风险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我国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与金融风险呈“U”型关系；我国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阈值区间为[44.99%,61.51%]。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已超过最优区间；从区域层面来看，不同省份差异较大，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较高、中部地区较低、西部地区几种情况并存的特征。因此，我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政策需因地制宜，并在保持总体杠杆率稳中有降的政策下，辅以其他手段来激发消费潜力。     

制造业企业杠杆率、短债长用与要素分配格局

本文从微观视角考察了制造业企业杠杆率对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影响，同时将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短债长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其与杠杆率的交互效应问题。本文以2006—2018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杠杆率与其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之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当制造业企业杠杆率低于47.92%时，提升杠杆率水平能够优化其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反之，继续提升杠杆率水平则会对其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有恶化作用，且该倒U型关系拐点值因负债期限、来源和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而不同。相对于商业杠杆率和长期杠杆率，短期杠杆率与企业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倒U型关系拐点值更大，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杠杆率与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倒U型关系拐点值大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短债长用与杠杆率形成显著交互效应，对制造业企业杠杆率与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且劳动与资本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越高，短债长用越能增强杠杆率提升对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优化作用。短债长用与杠杆率之间的交互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为去杠杆背景下...     

金融科技、信贷错配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

本文将金融科技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置于同一框架下分析，基于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信贷获取和生产率方面存在差异的现实背景，构建包含信贷错配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金融科技缓解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主要体现为，当存在信贷错配时，不利冲击导致总产出下降较多，而“稳增长”政策对总产出的拉动作用较小；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溢价、提高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率和生产效率，减轻信贷错配程度，从而缓解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因此，应持续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统一。     

预期收益、住房购买与房产负债决策——基于中国城市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城市房价数据,就预期收益对家庭房产负债决策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预期收益的增加不仅能显著提高家庭使用杠杆购房的概率,而且能显著提升家庭房贷杠杆率水平;(2)从自住房和投资房的角度来看,预期收益对投资房杠杆的使用和杠杆率水平影响更为显著;(3)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预期收益增加主要刺激了来自银行渠道的住房贷款,并且对中等收入家庭、东部地区家庭的房贷杠杆率更为显著,而有适婚男性的家庭似乎减少了对预期收益的敏感度.     

金融结构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关系研究北大核心

金融结构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8—2019年非金融企业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金融结构指数增加对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否有显著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制度环境水平之间的异质性。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以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的一些经验事实,提出四个假设,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指数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高储蓄率、高政府干预程度会抑制这种负相关关系,高制度环境水平会强化这种负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及增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降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作用。     

中国科技创新结构如何影响杠杆率?

杠杆率水平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息息相关。杠杆率的高低与科技创新结构存在着密切关系,已有文献忽略了科技创新结构对杠杆率作用机理的研究。科技创新结构如何影响杠杆率?对此问题,本文进行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并以省际面板数据为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我国省级科技研发劳动投入比例结构,以及创新产出结构对杠杆率具有重要影响,两类创新劳动投入对于杠杆率都具有显著作用,但影响方向相反;我国省级杠杆率具有空间效应,既有共性因子,又存在异质性特征。以上发现对于现阶段降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别是为从创新的角度设计、制定和完善我国有关杠杆率的金融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