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信用风险分析框架及其在煤炭行业中的应用

从行业偿债来源入手,从债务安全性的角度探讨行业的信用风险水平,力图针对行业偿付现有债务以及未来债务的能力给出量化的分析。提出了信用评级视角的行业信用风险分析方法框架,采用该分析框架对我国煤炭采选行业进行了行业信用风险评价。结果表明,该框架的分析结论与煤炭行业在债券市场的实际表现互为印证。     

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农村公共金融服务的基础

农村信用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对公共金融服务有着重要促进作用。本文从公共金融服务的内涵和农村信用自身特点入手,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对山东省寿光市的具体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完善农村信用体系能够节约公共金融服务成本、扩大公共金融服务范围、增加弱势群体融资机会。     

组织增信与有限责任联保增信的有效结合：牟平区“助保金”贷款案例

为了克服＂担保难＂这一中小企业融资瓶颈,多种担保模式创新不断涌现。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助保金＂贷款,通过＂重点中小企业池＂中的企业以缴纳助保金的形式进行联保,加上政府提供的风险补偿金的保证,拓展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边界。这一模式,实现了企业信用增级和信用信息经济价值转化。     

论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从生产成本向“全成本”的拓展

贸易理论的历史演进表明,比较优势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本动因。古典、新古典和新贸易理论分别从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生产规模等不同视角论证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进而可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随着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在国际贸易中日趋重要,使用制度要素所形成的交易成本、使用生态环境要素所形成的环境成本、耗费"可持续性"要素所形成的代际成本也逐步成为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于是,可将使用或耗费广义要素的代价理解为"全成本",它构成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标准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标准主导国际竞争的时代,标准化已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变量。本文选取1991-2010年的样本数据,在利用单位根检验对变量平稳性考察的基础上,采用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国家标准增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出口贸易额等变量的长期均衡进行了分析并作了误差修正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额和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出口贸易存在正相关,而我国国家标准增量在短期内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则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基于1990—2009年时间序列分析

基于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根据中国和美国1990-2009年的季度数据,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因素包括美国的实际GDP、中国的实际GDP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且三者的影响力次第减弱,中美贸易也存在明显的J曲线效应.因此,改善中美贸易失衡应扩大中国内需、调整业口结构和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     

商业信用、产权性质与企业现金持有量

商业信用在企业的融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银行融资存在替代性关系。以2005-2008年非金融类、正常交易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和现金持有量的关系发现: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比重的提高会引起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商业信用和现金持有量的这一正相关关系受产权制度的影响,在国有企业表现更为明显,国有产权会强化这一正相关关系。     

基于制约和谐论的工程保证担保模式研究

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建设工程担保制度,不仅要借鉴国际工程担保的惯例,还要探索适合我国建设工程的保证担保模式。分析国际上正在使用的四种典型担保模式,即高保额有条件保函模式、低保额无条件保函模式、信托基金模式和同业担保模式。调查发现,我国现在工程担保的主流模式为:以低保额无条件担保模式为主、高保额有条件为辅。基于制约和谐论的核心思想,依据公平、现实可行、利于合同全面履行和高效的标准,将我国工程担保模式新设定为:政府监管下的适当保额有条件保函与同业担保并存。本文指出了实施新型工程担保模式应完善的五项条件:打破传统模式的思维束缚;着手制定适用全国的《建设工程保证担保法》;加强担保机构职能建设;建立和完善政府监管部门的职能;建立科学的工程担保运行机制。     

通货膨胀对我国信贷渠道有效性的影响

学术界一般认为,由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控成本是信贷渠道存在的主要前提条件。在我国当前经济背景下,研究通货膨胀是否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效率的下降。     

外贸顺差、贸易筛选与就业关系研究——基于月度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利用2001-2009年的对外贸易月度数据,考察了中国出口与外贸顺差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暂时不考虑进口的情况下,出口规模的扩大对就业依然产生正向冲击;但是考虑进口后,外贸顺差的就业效应却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效应。因此,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机制认为的外贸顺差促进就业的观点可能需要重新修正,而Helpman等提出的"贸易筛选"机制在中国当前的外贸顺差规模下,将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主要作用。鉴于此,中国应在进一步提高出口规模和质量的同时,重视进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外贸顺差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