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型供应商不同产品特征与品牌导向的关系机理--基于我国产业市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信息整合理论为依据,将供应商产品特征视为其实施品牌导向的前置变量,并把供应商产品特征划分为产品重要性与产品复杂性两类,探讨不同产品特征与品牌导向的关系。对184家制造型供应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供应商产品重要性与品牌导向具有倒U型关系,产品复杂性与品牌导向具有U型关系,同时市场竞争强度会增强上述两组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     

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影响——来自1998~2007年细分行业数据的证据

本文首次利用498个4位代码的细分行业数据研究汇率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在扩展汇率调整对就业市场影响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从要素密集度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就业市场的传导渠道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以及海关贸易数据构建人民币在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会对中国城市行业就业市场产生显著且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实际汇率调整对就业影响估计的显著性明显高于技术密集型行业,3类行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423、0.327、0.309;相对私营行业而言,外商投资行业的净就业水平对于实际汇率调整更为敏感。     

How does the geographic export diversification–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vary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xport intensity?

We argu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follows an S-curve relationship if export intensity is low and an inverted U-shape if export intensity is high. The S-shape curve occurs because firms have weaker incentives to deploy the resources needed for succeeding in foreign markets if they generate relatively low revenues in export markets compared to their domestic market. Firms highly committed to export markets, in contrast, face stronger incentives to accelerate their learning curve, which results in an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We examine our hypotheses using a panel of longitudinal archival data with over 2000 firm-year observations, which cover all of the possible export destination countries served by large Brazil-based exporters from 2001 to 2010. Our results imply that the degree of export intensity changes the cost-benefit relationship of geographic export diversification.     

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空间溢出、双向FDI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基于文献综述发现双向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能同时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和"污染避难效应".因此,选择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莫兰指数(Moran's I)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刻画,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双向FDI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中国双向FDI对本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均显著为正;中国双向FDI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抑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增加.最后,提出了合理利用双向FDI的政策建议.     

中国西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性分析

以西北地区为例,探讨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主要障碍因子,以期为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在构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西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发展水平以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后者综合得分及其增长幅度均比前者要高;第二,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基本位于过渡区间并且多数是环境规制滞后类型,同时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提升趋势;第三,影响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位于环境规制强度系统内。基于此,提出生态理念先行、制度保障紧随、产业升级并行的对策建议。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江苏能源需求情景预测

文章运用IPAT方程和指数分解的方法分析了江苏省2000—2007年的能源消耗及能源消费强度状况;根据江苏能源需求的历史发展趋势、小康社会指标以及发达国家能源利用状况分情景预测了江苏未来能源利用效率及能源需求总量。文章针对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各种情景,分析了经济结构对能源需求和能源强度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     

浅谈抗震设防烈度6度以下地区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中的结构抗震概念设计

高层建筑的防震要求是根据地区和建筑结构等具体情况严格规定的,处于非地震带地区的高层建筑,通常要求满足承受抗震设防烈度6度以下即可。随着高层建筑日益增多的发展态势,建筑的抗震要求作为建筑设计中的重要环节,是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的。     

中国省区碳排放强度的分布特征及其变化分析

文章定量测算和分析我国1997-2008年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和行业分布,结果显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碳强度远高于其他行业,东部发达地区的碳强度远低于其他地区;并且,各省区的碳强度状况与其所处的工业化进程差异及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直接相关。同时,基于LMDI分解方法进行的各省区能耗碳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能源强度的改善是驱动1997-2008年大部分省区碳强度降低的主导因素,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趋于拉升大部分省区的碳强度。上述两种力量在各省区有着明显不同的作用程度。     

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信贷投放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碳排放强度分组的省级面板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碳排放强度”的分组思路,分别建立低碳发展区域和高碳发展区域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信贷投放的面板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和Granger因果检验,比较分析上述三者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信贷投放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低碳发展区域和高碳发展区域存在显著差异。(2)低碳发展区域的信贷投放和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存在着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而高碳发展区域的这一现象并不显著。(3)信贷投放是能源消费的Granger原因,表明金融机构较好地执行了国家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了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