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分析——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西北地区2006-2017年的数据,文章构建了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城镇化各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发现:西北地区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步上升;人口-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4,处于较高失调阶段;人口-空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逐渐上升趋势;人口-社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逐渐上升至中度协调阶段;人口-绿色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至中度协调阶段,并处于上升趋势.     

新疆渭干河库车河绿洲人口-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渭干河-库车河绿洲(渭库绿洲)在我国西北干旱区绿洲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在阐述人口、经济与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机理上,建立渭库绿洲人口-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该绿洲1995~2012年人口-经济-环境耦合协调进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综合得分和人口综合得分呈上升趋势且经济综合得分增长速度远大于人口综合得分增长速度,环境综合得分则呈下降趋势。(2)1995~2007年发展类型为经济滞后型,其中仅1995年、2003年、2005年人口发展超前。2008~2009年人口效益滞后,2010~2012年环境效益滞后。(3)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低水平耦合水平转为颉颃耦合,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由中度失调衰退类-轻度失调衰退类-濒临失调衰退类的转化历程。虽然协调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有所改善,但是耦合协调程度都较低。通过对人口-经济-环境耦合协调的研究以期为提高绿洲发展质量、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绿洲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参考。     

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耦合关系及其障碍因子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和障碍度模型,厘清2016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耦合关系及障碍因子。结果显示:(1)旅游产业发展呈现空间非均衡性,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旅游资源要素是主要动力,人居环境水平整体较高且空间差异不大,北京人居环境水平最高,西藏最低,居住环境是主要动力。(2)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大多处于拮抗耦合阶段,非同步性特征明显,山东耦合度最高,宁夏耦合度最低,两者协调度整体不高,以濒临失调类型为主,广东协调度最高,西藏协调度最低。(3)影响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单项指标障碍因子方面,人居环境指标的障碍度高于旅游产业指标的障碍度,子系统障碍因子方面,障碍度大小排序依次为基础设施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旅游资源要素旅游人力资源旅游市场规模。     

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机理,借鉴已有的耦合理论研究,构建了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熵值法确定其权重,以兰州市为例,对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评。研究结果表明:兰州市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二者的发展存在高度相关的耦合关系,并且协调水平和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整体上要高于旅游经济,受旅游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率逐渐趋缓,整体处于低水平协调,仍未完全建立起融合协调发展的促进关系。因此,政府要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对旅游经济的扶持,推动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逐年上升,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有所波动,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度不高;耦合协调度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市域差距不断缩小;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滞后型,研究时段后期,个别城市转为生态环境滞后型。(3)从影响因素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调控能力对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具有一定的影响。     

海南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基于2005-2015年海南省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发展的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海南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海南省城镇化水平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变化却出现波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快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海南省由城镇化滞后型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从中度失调发展到初级协调发展阶段.海南今后的发展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陕西省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测度与产业融合研究

基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诉求，在双循环战略背景下探究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及区域差异。选取31个省级单位2010—2020年343期面板数据，建立6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提取4个主因子，分析陕西文旅产业竞争力水平。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得到指标权重，并计算得到各地区文化与旅游产业各自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和全国平均得分，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31个省的耦合协调度。研究发现：陕西产业与贸易环境、旅游生态环境增长速度优于人居环境和经济生活水平；文化产业、旅游产业11年间各地区发展水平均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陕西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三；全国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稍领先于文化产业，但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快于旅游产业，总体耦合协调水平未有明显阶段性跨越；华中、华东、西北地区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水平领先全国，而华南、东北地区没有明显地实现融合与协调发展，陕西文旅融合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长江经济带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研究

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作为城镇化的主要依托和核心追求,二者的关系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的时空差异做出实证研究,并利用ArcGIS将其空间显化。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呈现先增后减再增趋势；二者的协调度自西向东逐步增加,耦合度无明显分布规律,总体呈高水平耦合状态；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在城市群间的差异显著,但城市群内部的差异逐步减小。从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的视角,为实现城市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协调度分析

新型城镇发展的“新”主要在于“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对空变化和协调程度.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2003—2013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区域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协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因此,各地区应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进而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以中原城市群9市为例,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首先评价了其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程度,并将其划分几种类型,其次研究了中原城市群内部9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偏低,除郑州外,其余8市城镇化水平均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2依据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中原城市群9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被划分为3种发展类型,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好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中度协调发展,城镇化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低度协调发展,城镇化滞后型"。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分析——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在建立内陆河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石羊河流域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定量分析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交互耦合的主要因素,并揭示了耦合度的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①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内部要素间的交互耦合是复杂的。其中,城镇人口增长较快、社会化服务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是胁迫水资源环境的主要因素,而总用水规模偏大、水资源管理落后以及水资源匮乏的本底条件是制约流域城镇化的主要原因。②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其变化曲线呈现出两个连续U型。第一个U型表明2001—2007年期间水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力总体上是先变小、后变大的趋势。第二个U型在验证2007年《甘肃省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出台后流域生态恶化趋势有所缓和的同时,警示继续加强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以实现耦合协调的必要性。③各县(区)耦合度表现出复杂多样的空间差异,这与各县(区)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区域自然条件有关。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流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人口流动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实现城乡环境统筹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效应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全面分析人口流动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对于环境污染防治呈现出正向作用,我国整体上已经跨过了人口流入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倒"U"型拐点,但是在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同时产业结构和政府管制水平都对环境污染治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论文建议从加快城镇化进度、调整产业结构和政府加大环保治理力度三方面进行完善,在推进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前提下提升环境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环保需求。     

广东省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经济、产业、地形及关联性等方面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旅游—经济—环境三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对旅游—经济—环境耦合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其中旅游系统是调节中枢,经济系统是资金保障,环境系统是发展基础,三子系统互相牵制,互相驱动。(2)2007—2016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逐渐演变为中部渐弱,第三梯队城市由西部向东部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3)根据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解析三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特征:环境子系统发展综合效益基本以中部为界,东部沿海整体上优于西部地区;经济子系统发展综合效益呈现以广州、深圳为圆心,同心圆辐散式分布且辐射作用向外逐渐变弱的特征;旅游子系统发展综合效益北高南低,随时间推移表现出东部渐强、西部渐弱的发展态势。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评价

在界定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甘肃省及其各州市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5类包含14个具体指标的综合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对甘肃省及其各州市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实证测度。研究发现,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总体水平不高,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很不均衡,河西地区普遍高于河东地区,重要城市发展水平滞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甘肃省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云南省区域物流与绿色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实证研究

基于区域物流与绿色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机理,构建二者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8—2018年云南省区域物流系统与绿色旅游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区域物流子系统与绿色旅游经济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总体为区域物流发展滞后型;通过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两系统存在显著的耦合互动效应,二者的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衡逐渐过渡到中级协调;近年来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速度逐渐变缓,主要是受物流从业人数、邮政营业网点数、生活垃圾清运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能源加工转化率等短板因素影响。云南省应努力培养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完善旅游区相关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旅游区清洁能源的使用,鼓励新技术研发。     

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区域差异与收敛性分析

基于创新环境-转型升级耦合视角,采用TOPSIS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2007-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关系的演进特征。结果发现：①2007年以来中国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度整体虽有提高之势,但协调度仍然较低,且耦合协调等级没有发生明显跃迁,并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递减态势;②区域间差异是系统耦合协调度差距的主要来源,在地区差异多极化发展趋势下其波动存在4个潜在收敛俱乐部,呈现出地理“区块链”收敛趋势;③采用QAP方法对地区耦合度差异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信息化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和城镇化水平差异是主要原因,而地理位置邻近、俱乐部收敛发展趋势有利于缩小地区耦合发展差异。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评价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构建科技创新系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中国内地30个省级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上已初步实现良好协调发展,但与优质协调发展仍有差距。同时,各地区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且中西部省市差异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剖析良好发展实质、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贯彻全面发展理念,是当前促进科技创新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