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银行经营转型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是在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下实现快速发展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方式，对银行本身乃至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威胁。为此，通过银行经营转型，优化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路径，推动储蓄向消费的积极转化，是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银行体系本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晋商兴衰与我国家族企业发展

我国家族企业经过20多年的长足发展,其规模和效益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和提高。但家族式的管理体制已明显地不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成为了阻碍企业发展的桎梏。因此,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施代企业制度改造已成为其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在机制转换过程中,应以史为镜,积极借鉴和深刻吸取明清晋商机制转换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新进展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过二十余年来的发展,该领域不断地丰富,在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研究三个方向取得了新的进展,本文对此三个方向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为进一步研究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     

论国有银行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及相关争议

国有商业银行在股份制改造中是否需要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是否被贱卖、是否会影响国家金融安全、国有商业银行能否真正学到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界争议最大的热点问题。本文旨在对国有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必要性、操作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争议进行分析。     

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经济生活与身份转型——以王韬、包天笑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把一批传统士人卷了进来，中国文人由此开始走出延续千百年的仕途经济，走向近代城市的分工体系和独立职业空间。作为晚清上海初始城市化的亲历者，王韬在文化心理和经济生活两方面，经历了一场由“士人”转向城市职业者的艰难蜕变。而生活于清末民初上海的包天笑，则以明确的职业归属感，取代了传统士人的仕宦情结，中国文人至此初步完成了由传统政教依附者向近代独立文化人的转型。     

国家战略能力与世界和平

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本世纪初以来发生的战争使人们认识到全球化时代世界并不和平,世界充满战争风险。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低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国家战略能力是战略文化、战略思维和战略管理的有机统一。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的战略文化氛围、战略思维能力、战略管理能力在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下正迅速提升;相反,美国和日本的战略能力都在快速衰落。     

论中部地区的战略定位

中部地区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区域，是我国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战略中的重要枢纽，将其定位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部地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联系、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产业基础、突出的区位优势和优越的交通条件、很强的科技实力和不竭的创新能力，完全可以建设成为“第四极”。     

基于边缘层活动的战略决策模式

安东尼—安索夫—安德鲁斯范式确定了经典的战略决策模式，高层管理者成为战略决策的权力中心、信息中心与知识中心，处于公司边缘层的员工行为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常常被忽视。欧洲研究者提出“活动基础观”这一新的战略范式，边缘层行为对公司战略决策的重要意义日益受到重视。边缘层行为是市场导向的、反复试错的结果，公司总部常常在与边缘层的相互冲突、相互学习中发现新战略。     

我国原产地规则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ROOs)是国际贸易中的一项重要规则和各国海关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涉及到每一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利益,因此已成为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区域集团把原产地规则作为一种“灰色”的政策工具灵活自如地运用时,中国对原产地规则的运用却仍停留在最惠国和普通两栏关税税率的计征和进口国别统计上。由此引发了大量的他国歧视性地使用原产地规则的纠纷。中国制定和运用相对完善的原产地规则以抵御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自身利益已迫在眉睫。     

论企业动态战略能力的构建

由于战略思维和战略制定与实施的线性化,传统的战略设计模式不能适应动态环境的变化,必须强调战略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能力的动态应变性,改变传统的线性战略思维和静态的战略设计及实施模式.仅对战略设计模式进行改进是不够的,必须在企业内构建动态战略能力.企业的动态战略能力包括动态战略思维能力、战略转变能力和战略评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