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牡丹品种和数目研究之三

我国现存7种宋代牡丹谱录中所记载的牡丹品种，经综合整理统计其数目有191个（陈平平，1999）。此外，一些宋人著作中还记载有若干上述诸谱录中未曾收入的宋代牡丹品种，经综合整理统计、较可靠者其数目有55个。两项合计宋代牡丹品种数目有246个。这一数字更加充分的证实我国是牡丹栽培和育种的古老中心。     

关于宋代寺院、僧尼的赋役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赋予了寺院、僧尼许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在隋朝以前,僧尼“不贯入籍”,寺院占有大量田产,却“寸绢不输于官府,升米不入于公仓,……家体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竭力扶植下,佛教寺院的经济力量迅猛发展,严重地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因而封建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控制寺院经济力量的无限膨胀。尤其是中唐以后,均田制的破坏迫使唐代统治者改变赋税政策,施行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原则是“据地出税”。这个法令实施后,“     

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

两宋时期，太湖流域可耕土地的充分开垦，水利田的普遍建成，集约农业经营方式的成熟和完善，全国性粮食基地地位的确立，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都标志着太湖流域农业全面而长足的发展，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全方位繁荣创造了条件，使太湖地区社会经济的总体水平在南宋一跃跨入全国的先进行列，并为明清乃至近代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初基。     

宋代的早稻和晚稻

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早稻和晚稻，而主要指的是收获期上的早晚。即使是所谓“早稻”，也大多属于中晚熟品种。早稻、晚稻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复种关系。宋代各地都有早晚稻的分布，但所占比重各不相同。浙西、淮南等水稻主产区以种植晚稻为主，但其它地区却出现了早稻盛行的趋势，干旱和救饥是早稻盛行的主要原因，而太湖地区种植则很大程度上是赋税和雨水所致。     

论洪遵铸钱司议

昔搜集研究洪遵的资料,在<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诸史中,获知绍兴二十八年洪遵曾有面陈铸钱利害,深得孝宗嘉赏之举,且知他还曾于绍兴二十九年应诏对复置永平、永丰钱监鼓铸及于鄱阳置司事发表过颇有见地的议论.然对洪遵于绍兴二十九年发表之论述详情的了解,却仅限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二的400余字所述之内容.尽管如此,我竟敢撰文而论之,①,并以尚未见到有学者详引此载来探讨洪遵对宋室南渡后重建铸钱管理机构之功而窃喜.     

宋代广东的矿治经济

北宋时期随着政府重商政策的推行,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得作为通用货币的铜钱需求量不断扩大,加上海外贸易中钱币的外流和民间普遍存在的销钱铸器现象,这些都导致社会出现钱荒。此外,政府每年向辽、西夏等邻国的巨额纳贡和“赐币”,亦要耗费大量的金银和铜钱,这些都急需大量的金、银、铜、锡、铅(后三种金属乃铸造铜钱的必需材料)。因而如何最大可能地扩大对上述金属矿产的采冶,便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也因而促使北宋采取与以往历代不同的矿冶政策:提倡和鼓励开采各种金属矿产。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北宋初期广东的矿冶经济得     

机缘巧合与心态调整:解读两宋海外贸易之谜

宋代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一个国家无论幅员广狭和规模大小都必须介入全球经济联系从而分享全球经济交易剩余的深刻涵义。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已经习惯于将长幼尊卑、亲疏远近的治理逻辑推广到其力量所     

浮光掠影西湖游

宋代词人苏东坡对杭州西湖情有独钟。“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他把西湖的神韵描绘得出神入化，公推为歌咏西湖的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