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主义:中国福利制度框架的重构

合作主义 (corporatism)或称三方伙伴合作的程度在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福利制度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它与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相生相伴 ,相互依存 ,成为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 ;它是现代文明国家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结构中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上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性的预期 ,使之充分体现着我们价值观的追求 ,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和我国独特的政治优势 ,以避免当代西方福利国家中出现的问题 ;我国在进行经济制度的转型过程中不能忽略福利制度的转型 ,我国新工会法的颁布客观上为树立现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法律框架的第一个支柱打下了桩基     

经济全球化中企业生产方式的转换

本文通过分析美国、日本两个"世界工厂"的生产方式,阐述了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定制的异同与优劣势,提出了生产方式由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变的思路。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优势和劣势,为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工厂"的进程中选择适合自身的生产方式,实现企业的再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

把中国的经济转轨、增长与工业化联系起来是本文的一个尝试。作者认为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近年来越来越表现出静态的特征 ,至今尚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 ,而中国在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的转轨过程则又典型地表现为以新兴工业部门的进入和扩张为特征的持续的工业化过程。本文给出了一个帮助理解转轨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概念框架和经验描述。在这个框架里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 1 0年来所表现出的下降趋势可以由过度的工业化进程来解释。     

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和区域分析证据

本文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分析 ,与中国经济的特定发展模式联系起来 ,从中得出两项分析结果。一是在产业发展层面 ,外商投资确实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 ,然而这种贡献却是以妨碍生产效率改进为代价的 ;二是在区域发展层面 ,以进口替代加资本深化为特征的“上海模式” ,在促进地区和全国经济发展方面 ,确实优于以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广东模式” ,只是前一模式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     

我国能源强度的最优规模实证研究

我国能源现状与经济增长的高能源依赖性表明．经济增长需要最优能源强度。最优能源强度及其存在性，可通过实证得出，实际能源强度与最优值的差距也可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实际能源强度高于最优值，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最终会实现能源强度最优规模。     

对经济法理论创新的思考

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对经济法理论研究提出了如何应对未来社会经济重大战略的课题,对其进行研究应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任务。文章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就新形势下如何对经济法理论创新提出相关见解。     

揭示"制度与增长关系之谜"的一个研究视角——基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4)

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直接推动经济体制转型深化的内在动力,而经济转型虽然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影响作用,但这种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在制度与增长二者关系中,制度虽然是影响增长的长期重要因素,但这种影响却不是决定性的;而恰恰相反,增长对制度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这说明制度创新在增长的大背景中更易达到,而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海洋环境污染损失的货币价值估算——以珠江入海口为例

近年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及海洋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给广东省的海洋资源与环境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有必要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失的货币价值进行估算，以更好地进行环境的投入与产出比较，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核算体系。通过比较并应用各种货币化计量方法，分别算出珠江入海口海域的海洋渔业价值、水质净化价值等，对珠江入海口海域的生态系统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结合计量模型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失进行货币化综合计量，得到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量的保守估计范围为 87.4~106.9 亿元/年。最后，提出广东省应充分使用财政资金的金融手段，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海洋环境保护体系，最终达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的目的。     

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

本文应用"资源诅咒"理论假说,通过1991—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能源开发负向作用于对外开放度、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但"诅咒"效应尚未明显产生,而实施大开发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负向作用有所增强,从而导致诅咒效应明显出现。通过进一步的实证考察,我们发现能源开发在西部主要通过其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以及滋生寻租和腐败而引起的政治制度弱化效应这三种间接传导途径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投入是作用最强的传导因素。     

节庆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影响的测算与管理

首先描述了节庆和节庆旅游的定义，给出了节庆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影响的测算一系列方法，同时指出了该方法的缺陷，之后，将经济影响的管理细化为若干目标，找出各自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管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