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互联网平台对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来自蚂蚁集团的经验证据

基于平台和机构间的交叉业务关系分析了大型互联网平台与传统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机制，运用DCC-MVGARCH-CoVaR和SV-TVP-SVAR模型，量化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对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动态时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大型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业务对于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总体呈现U型状态，对不同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程度不同，银行业和基金市场较强，保险和信托市场其次，证券市场较弱。风险溢出呈现显著的时变特征，具有即期和远期双重效应，且存在异质性。监管部门应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开展的金融业务制定具体的监管框架，加强功能监管，附加针对风险溢出的相关数据治理要求和监管标准，以维护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     

子公司财务舞弊与集团内部风险传染研究

如何防范子公司财务舞弊、降低集团内部风险传染一直是集团企业管理层不断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此,笔者将围绕集团企业与子公司之间的财务舞弊与风险传染等问题,从基本概述、现状、成因以及对策等多个角度对其展开详细的阐述,希望以下笔者结合自身经验对财务舞弊与风险传染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对相关集团企业的管理人员有所裨益。     

委托贷款违约风险传染与企业银行借款

违约是信用风险传染的一种表现形式,现有研究忽视了委托贷款的违约风险。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委托贷款数据研究发现,委托贷款借入方违约导致贷出方银行借款可得性下降。当贷出方两权分离程度和融资约束较高时,其抵御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风险传染;货币政策从紧时期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风险传染更容易发生。进一步研究发现,借入方违约通过提高贷出方的经营风险,降低了贷出方银行借款可得性。本文为企业间风险传染提供了实证证据,对于企业委托贷款决策、银行授信决策和监管部门防控金融创新工具的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股票市场风险传染的动态特征——跨期与时变的双重视角

金融与实体经济交互关系的复杂性使中国金融风险不断面临新的挑战,防范风险传染成为监管过程的重中之重。本文通过DCC-GARCH模型检验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动态传染,选择Copula函数考察风险动态传染机制,运用SV-TVP-VAR模型考察风险动态传染的跨期性与时变性。研究发现,股票市场的波动上升会引发风险信息扩散,驱动其他金融子市场及实体经济的风险水平提高。风险动态传染机制研究发现,风险信息与非理性行为的叠加效应会使风险动态传染路径呈非线性,所引发的极端风险对实体经济冲击更为严重。进一步研究表明,信息传递周期使风险动态传染冲击未在当期表现,而是具有延迟性。中国股票市场剧烈波动时,所带来的冲击更强,且短期冲击大于长期。     

担保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Heckman两阶段回归、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系统检验担保网络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担保网络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且这一影响的具体路径是担保网络的“风险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加入担保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越短、节点数越多,企业创新水平越低。研究结论揭示了担保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为促进担保网络内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参考依据。     

进口竞争能抑制僵尸企业形成吗

在中国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背景下,存在着产能过剩与产能短缺并存的特殊情况,所以进口竞争能否抑制僵尸企业形成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运用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了进口竞争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口竞争的增强有利于抑制僵尸企业形成,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进口竞争更有利于抑制国有控股混改企业和无主导资本混改企业的僵尸化;进口竞争会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缩短技术距离的渠道,在增加行业平均收益的同时,为当前较差但有潜力的企业保留生存发展空间,从而抑制僵尸企业形成;僵尸企业的传染效应和城市级别会阻碍进口竞争的积极作用,但数字投入可以扩大进口竞争的正面影响。本文研究对于更好地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风险贡献还是异质性风险传染——来自全球股市的新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广义动态因子模型(GDFM)识别全球股市波动率的共同因子与异质性因子,刻画波动率共同因子与异质性因子的脉冲响应曲线与风险贡献变动,运用长期方差分解网络(LVDN)方法构建全球股市异质性风险传染网络,测度极端事件期间全球股市的异质性风险传染效应,追溯风险传染的源头。结果表明:全球股市波动率共同因子与异质性因子走势间呈现出“协同效应”,在极端事件期间,发达经济体股市波动率异质性因子迅速攀升。在标准冲击下,全球股市波动率共同因子震荡周期约为7天,说明共同风险对于各经济体股市的作用机制以短期冲击效应为主。然而,全球股市波动率异质性因子脉冲响应曲线具有响应程度低与收敛速度慢的特性,在极端事件冲击下,全球股市长期因果网络节点分布具备“高度聚类”属性,在剔除过度识别因素后,运用阈值约束方法求解全球股市异质性风险波动溢出净值发现,美国股市仍然是全球股市异质性风险的主要输出方。     

中央政策统筹下的区域金融风险形成体系研究

本文构建了混合截面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中央政策统筹下的区域金融风险形成体系。同时，按宏观经济性质将各个省份的经济体系划分为公共部门、金融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探究金融风险跨区域跨部门的传染路径，以及中央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冲击与区域金融风险的互动。研究结果表明：(1)省份之间的风险互动与所在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超前的省份对区域金融风险的抵御能力较强；(2)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是大部分省份的风险来源，金融部门是区域金融风险传染的中介；(3)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我国区域金融风险形成体系中起到了非对称的作用，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根据经济部门运行情况进行适当调整，重点关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其实施对经济部门产生的影响有限。本文的研究可为加强区域金融风险管理、有效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相关参考。     

国际冲击下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与传染渠道研究

本文基于区分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这一崭新视角，采用前沿的系统性风险分解方法与相对重要性分析技术，准确测度国际输入性风险冲击下，全球49个主要金融市场的系统关联及尾部风险，精准识别我国金融市场的薄弱环节。同时，就不同市场冲击下各影响因素对系统性风险及其子成分的作用方向、影响力度等展开深入研究，剖析输入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渠道。此外，对发达市场、新兴市场风险的影响因素与传染渠道展开对比分析。最后，本文采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各因素在不同风险分位数区间的异质性影响，并考察它们在各时期的渐进演变。在此基础上，为有效应对输入性风险冲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从而为健全国际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提供参考依据。     

投资管理和内部治理是否影响基金极端风险？——基于尾部风险传染效应的研究

运用Copula-CoVaR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依据2015—2021年中国基金市场数据，考量基金投资管理和内部治理对极端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开放式基金受极端风险的影响，形成了显著和持续的风险溢出效应；基金投资管理和内部治理特征对其极端风险影响显著；投资集中度降低了基金极端风险；主动投资行为、资金流入量、经理人数量、经理投资年限、成本率、公司规模等会增大其极端风险；按照历史业绩、投资风格、行业主题对基金分组，极端风险影响因素在组内和组间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