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制度选择

论文以综述形式从理论上分析了集体行动困境的表现形式,及其对制度的性质、效率及制度变迁的速度的影响,指出个人选择的自由、权力的分散、系统的开放性和社会的平等程度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对制度选择的负面影响.     

非正式组织与主管的管理策略

<正>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在芝加哥西部电器公司进行的霍桑实验使人们认识了组织内的非正式组织,从此对非正式组织的认知和管理的研究进入了组织研究者的视野。但是,直到现在,管理者对非正式组织的管理还是很头疼的事。在实践中,我们经常听到的是管理者对非正式组织的抱怨,他们通常把非正式组织看成是集体行动的祸端。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管理者对非正式组织的认识不够,通     

“大数弱群化”与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

因为不同的群体存在集体行动能力的差异．在现代民主社会。利益集团民主政治容易导致少数特殊利益群体主导公共政策、形成少数剥削多数的局面．大群弱群化不仅是现代民主社会面对的经济伦理问题，而且攸关一个社会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能力，无论出于“公正”还是“效率”，政府都应该承担起援助弱群的集体行动能力的责任、保持对特殊利益群体的对抗性。     

声誉与中国关系型社会中集体行动的实现

在分析中国关系型社会里声誉在集体行动实现中的作用时,通过对公共物品自愿供给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可以发现,当异质性个体贡献不同的份额时,声誉收益在决定博弈结果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不同的个体而言,相同的声誉收益未必发挥相同的作用.关系型社会的组织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声誉收益的大小,进而决定了集体行动能否实现及其实现路径.     

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逻辑及其社会学分析

失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已远远超乎寻常的思考层次。现实生活中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奥尔森式的集体行动,正是各个行动者利益偏好选择和理性行动的结果。要实现失地农民利益的有效维护和有效表达,就必须通过健全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等措施来使这一表达行动的社会后果达到社会最优状态。     

国际环境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逻辑

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可以从选择性激励、集体结构/制度建设和大国贡献等三种路径切入。制定集体行动规则的权力是大国竞争的重点,而集体行动的合法性也主要源自大国协调。选择性激励通过奖惩和超理性动机等措施实现集体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如果不能实现平衡,则需要进行存量改革或制度设计,以实现集体结构优化。以上三种因素的多维互动决定了臭氧层和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成败,其中大国贡献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首先,成员成本-收益预期和集体规模等因素影响到选择性激励在两种环保案例中的表现。其次,《京都议定书》灵活性和成本分摊方面的缺陷制约了气候变化集体行动。最后,当霸权国(美国)退出某类全球集体行动的时候,其他主要力量(如欧盟)将填补权力真空,并推动集体行动的发展。     

共享资源治理模式创新的实现路径——集体行动的组织理论与实证分析

主流经济学一直认为市场和政府互为替代品,而没有给介于其中的自愿合作组织留下空间。其实,以小区为单位的局部治理模式的发育,为纠正市场和政府失灵提供了第三种替代机制。本文通过南京市28个小区865个样本的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业主合作的集体行动需要异质性个体充当创新企业家,最终在互动中形成契约性规则和群体规范。     

公共选择视野中的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

“退耕还林（草）”、“天然林保护”工程是典型的奥尔森式的集体行动。从公共政策选择的角度，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分析其参与主体积极性降低问题，有利于发现深层原因并为该难题提供治理对策：一是构建参与主体特别是农民的偏好、利益诉求渠道；二是恰当运用“选择性刺激手段，，消除不公正性；三是调整成本——收益预算线提高参与者认可度。     

反思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演变:一个建设性分析框架

城乡差距拉大,三农问题凸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缺失和低效率造成的。形成这一局面的根源是制度性的,而公共财政体制设计的缺陷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长期发展来看,农村自愿集体行动秩序的拓展受到抑制可能是更加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多元化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演进的分析框架,并针对性地讨论了若干关键环节。     

我国上市公司发展的必然取向:寻求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文章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国有股东和国有法人股东持股比例过大 ,而且“国有”董事是纯粹的代理人 ,同时在企业经营运作过程中又很难对这类纯粹的代理人进行有效的控制、监督 ,结果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中对经营者约束和激励的失败 ,造成企业经营低效率和其他若干问题的发生。因此 ,认为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发展问题的根本取向在于建立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