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2+1”教学模式的现状及改进

随着保险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变化,保险教育教学改革显得越来越重要,传统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模式已经落伍,因此,摒弃原有落后的教学方式,探索新型的教学模式,对培养高素质的新时代保险人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面向内陆保税港区的保税物流人才培养研究

鉴于内陆保税物流人才需求的紧迫性,通过调研总结了保税物流人才的职业道德、能力结构、经营意识、创新理念等四个素质要求,发现现有的多种培养渠道无法较好培养优秀人才。由此,结合我校保税物流人才培养模式,从新的视角地提出了教育服务联盟构建、人才培养方案定制、教育服务传递系统整合、人才培养质量动态评价等培养途径。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基于多期DID经验证据

科技人才是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素,而科技金融政策是推动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地区科技人才集聚的积极探索。以科技金融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9年全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政府干预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随着城市行政级别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推进科技金融政策有序扩散、强化试点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并扩展作用路径、设计科技金融政策梯度发展战略、促进地区间均衡协调发展。     

通州区物流高技能人才流失成因及对策分析

技能型人才流失严重是物流企业发展面临的普遍难题,通州区在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制度设计留住和用好物流高技能人才。本文在对通州区物流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界定了物流高技能人才的外延,分析了通州区物流业人才离职倾向和原因,建议通过规划人才职业发展全景,产教结合开展培训等途径来满足物流人才职业发展需求,实现物流高技能人才和企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中外“奇才之道”与我国数字时代的高技术人才管理

本文将中国古代的“奇才之道”概括为“山不厌高 ,水不厌深”的天才管理思想 ,“求之于势 ,不责于人”的偏才管理思想和“脱颖而出”的怪才管理思想。同时 ,作者从政府的人才措施和理论界的研究现状两个方面介绍了美国的“奇才之道”。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在知识经济时代 ,我国企业如何管理奇才的三条措施。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人才引进与成长平台构建

人才的引进与成长是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形成并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自己的特点，根据人才的素质要求，只有构建良好的管理平台，才能保证引进人才业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进而促进担保行业快速发展。     

就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相结合是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面临“WTO”的挑战,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也加速了人才之间的竞争,因此也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再仅仅满足于过去的就业教育方式,必须走就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结合发展之路。职业教育必须遵循办学规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课程改革入手,培养适应社会经济需要的符合型人才。坚持文化课与专业课并重,保证人才的培养规格、质量,提高教学质量。     

科技人才激励因素的组态路径研究——一项QCA分析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人才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激励。但是，鲜有文献对科技人才激励因素的多重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以辽宁省247名科技人才为调研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激励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多重互动影响科技人才工作投入。结果显示：薪酬制度是影响科技人才工作投入的必要条件，影响科技人才工作投入存在3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高绩效考核、高薪酬制度和高工作自主；第二条路径是高绩效考核、高薪酬制度和高组织支持；第三条路径是高薪酬制度、高工作自主、高组织支持和高成就发展。科技人才非积极工作投入存在两条路径，且与科技人才积极工作投入之间存在非对称关系。     

人才建设:重在能力建设

人才的能力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意义重大，目前，世界进入了能力主义的新时代，加强人才的能力建设，是提高党执政能力的战略需要。文章提出了探索多渠道、多方式的建设途径，以及完善人才管理体制，拓展人才开发空间和创新开发机制四方面的建议和措施。     

基于人力资本价值链理论的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研究

城市国际人才争夺战由来已久并不断升级，但针对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水平、影响因素和差异化政策供给的研究鲜见。以“国际人才集聚指数-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为研究主线，以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指数排名分为3个差异显著的层级。其中，第二和第三层级之间无较大差距，但与由北京、上海组成的第一层级相比大幅落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分化明显，第一类城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全球城市品牌文化；第二类城市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第三类为外资传统工商业企业和产业集聚。对应地，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供给围绕外资传统工商业国际人才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国际人才集聚、多样性和包容性国际人才文化氛围营造存在三大差异化选择。首次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模型，为从机理上深入探索中国各类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模式及提升路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