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是组织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全球陆竞争使组织环境更为复杂多变，组织创新研究也因此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本文首先对组织创新的现有理论进行评述，指出其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组织创新给出解释，并就我国企业的组织创新提出建议。     

基于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组织变迁

信息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传统的工业经济必然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从规模和数量的竞争转变为知识的竞争.新的竞争环境下企业的组织结构必将为迎合这种趋势而发生巨大变化.本文就知识经济下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组织变迁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并就此对企业变迁的趋势加以展望.     

国有企业改制的成因:对五个假说的检验

我们利用1995～2001年期间11个城市企业水平的面板数据对5种国有企业改制成因的假说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改制与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之间有正向的关系,而过高的债务和冗员率则抑制了企业的改制。市场化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对企业的改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企业效率的改进在改制决策中不起作用。这表明,市场建设对于促成有效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干预经济对我国建国初期制度变迁的作用

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不同 ,社会主义国家在步入工业化进程前都经历了一个消除私营经济 ,建立单一公有制的制度急剧变迁的特殊阶段 ,而后由强政府的推动才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我国建国初期短短几年就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 ,本文通过对这一阶段的分析 ,探讨了政府如何干预经济 ,实现制度变迁的历程 ,指出行政压力、国家资本渗透和群众性政治运动是社会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三种主要方式 ,并分析了其各自发挥作用的途径。     

传统社会制度的进化、退化和钝化——给“黄宗羲定律“的一个制度经济学解释

中国传统社会的赋役制度经过反复进化、退化,终于钝化.制度的进化变得琐碎和低效,退化接踵而至,负面影响大于正面,人们对制度变迁变得麻木,对制度进化的预期持悲观态度,把它看作更坏制度出现的先兆,从而普遍采取更加保守、顽固守旧的价值取向.所谓“黄宗羲定律“正是对制度钝化现象的一种误读,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其作出另一种解释.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

从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到现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中国企业“七剑”走出去

时代变迁,中国企业面对的已经是纷繁复杂且日趋加剧的国际竞争,由此也预示着企业必将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运行。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跨国经营已不单纯是一句口号,中国企业已经积聚实力,仗剑出击,以“七剑下天山”之势勇敢面对全球经济激烈竞争中企业发展壮大不可回避的选择。只不过,这一次出发,手中的七把重剑已经变成了七种更加有力的武器。     

一个难转的弯：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让生活在农村的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由农民变为市民,这一经济社会现象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不仅顺应了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趋势,而且对整个国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正在并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三县交界村的变迁

大岭村位于安福县西北部的一个偏僻的深山老林区,平均海拔1000m以上,地处萍乡市的莲花县、芦溪县,吉安市的安福县三县交界处,距这三个县的县城均有80-100公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这里的老百姓也就特别贫穷,全村共有174户,617人,其中贫困人口就占80%,耕地面积310亩,人均0.5亩,     

现阶段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国务院颁布《非公经济36条》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象当初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取得傲人的成绩。其制度上的根源主要是制度是由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实施机制三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非公经济36务》的颁布只是制度要素中的正式制度安排中一个子系统的变化。要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功效,还需要国家进行一系列其他制度安排的更新,还需要非正式制度安排相应变迁的支持以及实施机制的保证。